纽约，1929年

，跟戈尔韦郡后街小巷里最不上台面的酒吧一样破。

    爸爸进了酒吧，妈妈和家里的孩子则在人行道上等。雨已经停了，湿漉漉的街道上腾起缕缕雾气，飘进潮乎乎的空气中。我们身穿湿衣服站着，挠着结痂的头（都怪船上的虱子，简直跟晕船症一样躲不开），汗水和灰尘害得我们身上黏糊糊的。我们的脚被新鞋磨出了水泡：出发之前，祖母给我们买了新鞋，但妈妈非让我们等到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再穿。除了眼前这家蹩脚的翻版爱尔兰酒吧，这片新大陆跟我们想象的那个世界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马克·弗兰纳里已经收到了他姐姐写来的信，正在等我们抵达。他雇我爸爸当了洗碗工，又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地方：窄街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高高的砖楼，四处人头攒动。他知道有间公寓要出租，租金一个月十美金，就在伊丽莎白街一栋五层公寓楼的三楼。他把我们带到公寓楼门口，我们一家便跟着波兰籍房东卡明斯基先生走过一段铺了地砖的过道，上了楼梯，带着行李在热浪和黑暗中挣扎；与此同时，房东先生却喋喋不休地念叨着爱干净、有礼貌、人勤快是何等美德，而他显然很怀疑我们身上是否有这些美德。“我对爱尔兰人没什么偏见，只要你们不惹祸就行。”他用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我偷偷瞥了瞥爸爸的面孔，却望见一种从未见过的表情，但我顿时恍然大悟：爸爸已经发现了一件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只要他张嘴讲话，人们就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这个发现让爸爸大吃一惊。

    房东把我们的新家叫作车厢式公寓住宅：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活像火车车厢。其中一头是我父母那间丁点小的卧室，屋里有一扇窗，正对着另一栋大楼的背面。紧挨着的是我、梅茜及兄弟们合住的屋子，接着是厨房，随后是前厅，厅里还有两扇窗户，俯瞰着繁忙的街道。卡明斯基先生拉了拉厨房金属天花板上垂下的一条绳，一个灯泡随之洒下了光亮，苍白的光影映照着伤痕累累的木桌、煤气炉，还有一个污渍斑斑的小水槽，水槽上的龙头可以放出冷水。我们与邻居合用的卫生间则在公寓门外的走廊里。房东告诉我们，邻居是一对姓夏茨曼的德国夫妇，没有子女。“他们一点也不吵，也希望你们不要吵。”他说着皱皱眉：我的弟弟们整天不肯安生，正在互相推搡对方闹着玩呢。

    尽管房东瞧不上我们，房间黑漆漆的，周围闷热难当，还充斥着我这乡下人从没听过的各种奇声怪响，我的心中却还是涌起了一缕希冀。我环顾着家里的四间屋，看上去我们一家确实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将金瓦拉的种种煎熬抛在了身后：那种渗入骨髓的潮气，可怜巴巴挤死人的小屋，还有我爸爸酗酒的毛病。刚才我提过这一点吗？正因为这个恶习，每一点每一滴成就都化成了泡影。但在这里，爸爸会得到一份工作；只要拉拉绳就会有光，只要拧拧把手就会有水。就在门外，在一个压根儿不潮湿的走廊里，我们还有马桶和浴缸呢！无论多么微茫，这终归是一线希望，通向一个新的开始。

    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点渲染了我的这段记忆，是我现在的年纪呢，还是我当时的年纪？离开金瓦拉时，我七岁；梅茜哭个不停的那天晚上，我九岁。那一晚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甚至超过远离故土。八十二年过去了，她的哭号依然在我耳边萦绕。如果当时我留心查一查她哭号的原因，而不是一心设法安抚她，那就好了。如果当时我真的留心查了她哭号的原因，那该有多好。

    我是如此害怕我们的生活会再次支离破碎，因此千方百计不去理睬那些最让我心惊的事：尽管到了异国，爸爸的酒瘾却一点也没变；妈妈不时心情低落，大发雷霆。他们两人一天到晚争执不休。我盼望一切安好。我把梅茜搂到胸口，在她耳边轻声低唱，想让她安静下来，但没有一只鸟儿的歌喉比得上你那么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鸟……等到梅茜终于不再出声时，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我压根儿没有料到，其实当时的梅茜正在示警，提醒我们大祸将至，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