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929年

    最先察觉到的是梅茜，她哭个不停。母亲病倒的时候，梅茜才一个月大，因此她跟我一起挤在我那张窄窄的小床上，与我们的兄弟同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那间小屋如此幽暗，我说不清眼盲是否正是这种感觉——无所不在的空虚。在此之前，我曾经这么揣摩过很多次。我几乎看不清弟弟们的身影，只能感觉到他们不时翻个身，却并没有醒过来。地上铺了一张草垫子，六岁的双胞胎多米尼克和詹姆斯正双双睡在草垫上，挤作一团取暖呢。

    我背靠着墙壁，坐在小床上，按妈妈教的办法搂着梅茜，让她伏在我的肩上。我千方百计地哄她，把以前管用的招数全都用上了：轻抚她的后背，用两根手指刮刮她的鼻梁，轻声在她耳边哼起父亲最喜欢的歌——《我那歌唱的小鸟》：我听见黑鹂吟唱，也听见画眉与红雀；但没有一只鸟儿的歌喉比得上你那么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鸟。可惜梅茜尖叫得更大声了，小身子一阵接一阵地抽搐。

    当时梅茜已经十八个月了，却轻得像捆破布。她出生才刚刚几个星期，妈妈就发烧病倒了，再也无法给她喂奶，所以我们用温糖水和文火熬成的碎燕麦凑合着喂她，有钱的时候再买点牛奶给她。我们全都很瘦。能下肚的东西实在不多；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几乎只有嚼不动的土豆，掺在寡淡的清汤里。即使在身体最好的时候，妈妈的厨艺也很够呛，有些日子她压根儿懒得动手。在我学会做饭之前，我们不止一次把土豆从罐头里倒出来直接吃掉。

    我们离开爱尔兰西海岸的家已经两年了。那里的生活也很艰辛，我们的爸爸接二连三地找了一串工作，又丢了一串工作，其中没一份能养活我们一家子。我们住在戈尔韦郡一个名叫金瓦拉的小村庄里，住的是一所丁点小的石屋，室内还没有暖气。左邻右舍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拥向美国。据传闻，那儿的橘子有马铃薯大小，灿烂晴空下麦浪滚滚，洁净又干爽的木头房子里配备着水电装置，工作多得像树上的累累果实。爸爸的父母和姐妹东拼西凑攒齐了我们一家五口越洋航行的费用，算是最后一次再帮我们家一把（也有可能是为了免得我们一天到晚让他们操心）。于是在一个暖融融的春日，我们一家登上了开往埃利斯岛9的艾格尼丝·波琳号。我们与未来的唯一纽带是写在纸上的一个名字，登船时父亲把这张字迹龙飞凤舞的字条塞进了衬衫口袋。名字的主人是个十年前移民过去的男人。据他在金瓦拉的亲戚们声称，此人目前在纽约经营一家体面的餐馆。

    尽管我家一直住在海边小村里，家人中间却没有哪个坐过船，更别提在茫茫大海里航行的船只了。除了我那体健如牛的弟弟多米尼克，我们其他人在航行途中都经常病倒。妈妈的处境更加糟糕，上船后她才发现又怀了孩子，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即使如此，当我站在甲板上，站在我们那间又黑又挤的统舱舱房前方，望着艾格尼丝·波琳号在油腻腻的海水中劈波斩浪时，依然觉得振奋不已。当然啦，我想，我们会在美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抵达纽约港的那个清晨雾气森森，阴霾万里。弟弟们跟我一起站在栏杆旁，眯起眼睛望着蒙蒙的雨丝。自由女神像就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们却几乎看不清它朦胧的轮廓。我们被赶进了长队，接受检查和质询，接着有人盖上章，把我们跟几百个移民一起放了进去。在我听来，那数百个移民嘴里的话活像农场里牲畜的嘶鸣。

    我并没有看见滚滚麦浪，也没有看见大个儿的橘子。我们乘坐一艘渡轮到了曼哈顿岛，走上大街。妈妈和我被行李压得步履蹒跚，双胞胎吵着要我们抱，爸爸的两只胳膊下各夹着一只手提箱，一只手攥着地图，另一只手则捏着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他母亲龙飞凤舞的草书：“马克·弗兰纳里，德兰西街爱尔兰玫瑰店”。迷路了几次之后，爸爸干脆把地图丢到了一旁，开始向街上的行人问路。他们多半没答话就走开了，其中一个还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脸上满是厌恶的表情。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是家爱尔兰酒吧，跟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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