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从请吃饭开始的

    销售部的女孩是离老歪最近的女孩，他走进大酒店的方形旋转门就会看见她们，他走在大堂里也会看见，他走进电梯间也总是看见，他不乘电梯走楼梯也会看见一个那样的女孩地从上面步行下来，她们的高跟鞋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没有发出声响，它的声音是老歪根据女孩的高跟鞋和下楼梯的步态想象出来的声音。女孩们不管在大学里多么野性不羁，走路蹦蹦跳跳，来到深圳不出半个月，就会认同一种白领丽人的步态。老板或整个社会要求坐写字间的女孩穿正规的裙服和高跟鞋，于是她们一穿上这身行头就自然地挺胸收腹，把下巴收到一定的角度，把步幅调到一定的幅度并且走在一条线上，衣服（行头）确实是很重要的，环境（舞台）也是很重要的，女人被男人的目光训练得对衣服有了一种近似于本能的敏感，进入一套时髦裙服里马上就有了白领丽人的感觉，加上又有电视剧和周遭的榜样，她们身着行头出现在酒店的大堂、电梯、写字间里，脚后跟的声音清脆悦耳。

    老歪看到那样一个白丽女孩清脆悦耳地走下楼梯，她们的纤足和小腿总是最先撞入往上走的老歪的眼睛里，它们像一片繁花之中两瓣奇妙的肉色花瓣，散发着异香，闪耀着一种半明不暗类似于瓷器那样的光泽，富有弹性地从上方向他飘来，它们靠近、擦身而过、远离，那个女孩目不斜视，傲然走过。

    老歪在大酒店的四层，珠宝行的销售部在五层。老歪一头走进销售部的写字间，他看到女孩们没有坐在自己的方格里，她们像首饰盒里的珠宝一样挤在一起议论一支口红的颜色，她们的长相、身高、肤色、三围各个不同，像各种珠宝的成品那样各有千秋。后来有女孩跟老歪打招呼，后来有女孩把各种款式的金项链、戒指、戒面、戒托的样品拿给老歪看。老歪说：我买了还不知给谁戴呢？

    老歪要请众女孩吃饭。

    众女孩是五个女孩。五个女孩有四个有人请了，剩下的一个就是韦南红。南红不是很年轻，也不是很漂亮，她像所有被n城的水土造就的女孩一样皮肤有点黑，鼻子有点塌，如果不是她学过两年美术打底，比较会打扮自己，会扬长避短，若是她素衣素脸走在大街上，看起来会同深圳土著女子差不多。深圳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小镇，跟乡下基本上算一回事，加上岭南的水土，无论如何也养不出堪与江浙、四川、北方（湖南以北就是北方）相比的嫩皮白肤的水灵女子。但南红化了淡妆又披着长发，遮住了她由于方形而显得有些坚毅（这是一个褒扬的词，其实南红的性格中缺乏的正是毅力什么的，她经常贪图享乐，想要好吃好玩，因此她的脸型体现出来的东西也许称之为“犟”更合适）的半边脸，这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在深圳，春天就是夏天，秋天也是夏天，只有冬天不是夏天。在这样一个像夏天的春天的日子里，南红穿了一件低胸紧身黑色长袖t恤，下身穿了一条暗红大花长裙，这使她看上去苗条而挺拔。下班时分的写字间又像舞台后忙碌的化妆间，女孩们纷纷打开化妆盒，对镜补妆，她们边补妆边向楼下张望，那里有各种车，从桑塔纳一直到真皮外壳的卡迪拉克，她们知道哪辆车是来接她们哪一个人的，哪些车将永远不是。有车接的女孩心里踏实，在一片踏实中她们消失不见了。

    女孩们一消失似乎光线也暗了下来，光线暗了一点点就变成了黄昏，在有女孩的房间里这种暗有些暧昧和撩人，这种暗不同一般的暗，它失去了一些光，却加进了一些浓厚的东西，像茶一样，又有点像煽情的背景音乐。总之这黄昏的光线使空气重了一点，使空气不那么空，使黄昏室内将要一起吃饭的两个人，有了一种缘分。缘分这个词就是这么好，它使再突然的事，也变得不那么突然，而是有了一种玄机，它使不自然的事，变得自然，好像原本就应该这样。在这个春天的黄昏，南红的长发半遮着脸，低胸黑色紧身t恤衬托得她的皮肤有一种釉质的光泽，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显得神秘动人。这个阶段的南红经历过了两三个男人，她的前一个有过一段吃饭的经历（也许不仅仅是吃饭，我们无权知道这一点）的男人是一个档次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遵循着深圳的规矩，每次陪吃饭都要给她钱或礼物，还替她买回家的机票。但南红说他年龄太大，四十多岁了，她接受不了。她见过他的妻子，气质高贵、容貌出众，看起来也很年轻。这样的妻子对丈夫的女朋友难免会产生透不过气的压迫感。我想南红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份压迫感面前落荒而逃的，因为她在说起这个人以及他美貌妻子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羡慕，而不是她自己所说的接受不了。

    老歪就出现在这个空当中。

    他的单身和年轻以及春天的黄昏以及他的汽车种种，给这两个人带来了一点虚假的浪漫。春天的风从街上的高楼吹到这两个人的身上，他们吃早茶、吃晚饭、吃消夜，他们在这家馆子或那家馆子面对面地坐着，黄色或白色或橙色的灯光潮湿地在他们之间浮动，他们说着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现在的事和从前的事，鸡毛蒜皮的事和重要的事。他们一不留神就陷入了打情骂俏的圈套，一打了情和骂了俏，事情顿时就变得暧昧起来，变得无法挽救、无法还原了。我觉得南红和老歪的打情骂俏就跟她在冬天里一到我家就扑到电话上说出的那些话相仿，她不顾我们五年没见面，也不管刚下飞机旅途劳顿，她冲着电话说：我不，我不，我要掌你的嘴。这样的话不停地跳出来，重重复复，真是既无聊又轻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轻佻的南红，她在我面前虽然也说不上持重，但总不至于把自己装扮成一只没有头脑的笨鸟。或许要全面了解一个女人，就既要看她在女人面前的表现，又要看她在某些男人面前的做派。但后者带有私密性，你很难窥视到。回想我自己，无论是在k.d、闵文起还是在许森面前，我好像都没有撒过娇。问题是，撒娇是不是女人的天性呢？不会撒娇的女人是不是就活得很累？）

    冬天里电话中的那个人是谁？南红没有告诉我。

    关于南红三

    有一些款式新颖的金项链悬挂在南红和老歪之间，这些金光闪闪细软滑溜的东西本该戴在女人的颈项上，一旦绑成一把拎在手上就觉得有些别扭和吓人，有一种廉价的样子。这就是南红的业务，南红到各地东跑西颠，就是一小把一小把地举着请别人看样品，希望买家把它们成批地买下来。一旦买了下来，南红在公司里就算有了效益。南红说有了效益才能在公司站住脚，一个没有一点效益的人谁都看不起你。

    有一天下午，老歪领来了一个人，这人用6万元做了南红的一单业务，买走了公司的一批金项链，使南红在公司开始有了效益。这是南红做成的第一笔业务，多日来的小心翼翼、看人眼色、受人冷眼、解雇之忧由于有了效益而一扫而光，6万元效益犹如一只巨大的救生圈，南红坐上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既有效益，又能提成，既体面，又有利益，说起来还是南红到深圳一年多来最大的一笔收入。

    南红欢天喜地请老歪吃饭，脸上发着光，在公司里低价买下的一粒水钻像真正的钻石一样在这个晚上璀璨无比，它紧贴在南红晒得有些发红的胸脯上，它在那里闪闪发亮，夺人眼目地将男人的眼睛牵引到女人的前胸，即使是眼睛很老实的男人在望到女人胸前晶亮的坠饰时也会顺便看到坠饰下方隐约的乳沟。

    这个夜晚是一个必然的夜晚，这个夜晚是经历了早茶和晚饭，经历了效益的重要铺垫才来到的，这个夜晚的结局是老歪把南红送回了她的房间，一直到第二天才出来。在这个夜晚开始的时候，老歪第一次用手碰南红就是以坠饰为借口，他说让我看看你戴的这粒钻石，真漂亮！他把手停在南红的胸口上，又问：这是谁给你买的？

    南红这时候已经知道了她刚刚得到的效益实际上是老歪送给她的。6万元中有3万是老歪炒股的收入，他借给那个想做点生意的年轻人，等人家把货全部出手才把钱还给他。南红想着6万元的效益，一时有些麻木，没有及时动手把老歪的手打下来，老歪又说：让我摸摸你的心跳不跳。南红这才发现危险就在眼前，她清醒过来刚刚说出：掌你！这边已被老歪一把抱住。

    这种搂抱一下就把两个人精神和肌肉的紧张化解了，速度比阳光使冰化为水滴还要快。南红在老歪的怀里瘫软无力，她闭着眼任那只手像搅动河水那样搅动她，在这种搅动中她一滴一滴地变成了水，散发着海底动物的气味，她潮湿的身体被对方所包容，这个女人在发出呻吟的时候在心里说：这种事情真是舒服啊！

    室内

    在我和闵文起的夫妻生活中，好像从未有过这样的快感，高潮就更谈不上。他身体好，欲望旺盛，每星期如果不来上—次就会脾气暴躁，无缘无故发火骂人，往往是做ài之后他的性情就跟他的生殖器一样变得软和起来，让他帮忙做点家务也比较容易，什么话都能说得通。这使我觉得男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人类，非要发泄才能心里舒服。

    我不知道一星期一次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说算不算性欲旺盛，也许这种频率只能算得上正常，我明目张胆地归之为“旺盛”没准会笑掉不少人的大牙。我的依据仅仅是一次同事的聚会，清一色的五个女人，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各有五至十年的婚龄，谈到性的问题，大家纷纷供认，每月一次，无一人例外。稍后大家想起来，座中最漂亮丰满的女同事有一个公开的情人，于是又重新甄别，认定她不止一个月一次，她低头默认，大家也就善意一笑，结束该话题。我从来没有过青春年少水乳交融的婚姻性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有，情况是不是好得多。与闵文起越到后来越像一种刑罚而不是什么“做ài”做ài这个词确实是令人产生美妙的遐想，一些文学书籍和电影使我在很长时间中对性有一种美好的期待，我想象海浪覆盖自己的全身，它们覆盖又退去，像巨大的嘴唇在游动。我看见自己娇小的乳房瞬间丰隆起来，形状姣好，富有弹性，金黄色的光泽在流溢、闪动，顶端的颗粒敏感而坚挺。身体的每一处凸起与凹陷，都像花朵或海浪的律动，它们的韵律是不可遏止的喘息，一直深入到身体深处，从深处再颤动到肢体的末端。有一只小鸟在两乳之间鸣叫，有一只小鸟在腹部的下方鸣叫，它们的鸣叫传遍全身，它们的声音比纯金还要明亮，比阳光还要热烈。

    在事实中，有一种东西总是要取代海浪，那就是：沙粒。它们隐藏在一个体重一百多斤的男人的身体里，由于没有丝毫的快感，一百多斤就像是500斤那么重，这可怕的重量使滞涩的身体更加滞涩，没有任何润滑的液体，那种干硬的摩擦带来的疼就像眼睛里进了沙子，而且比这更难受。眼睛里进了沙子是一件可以自己控制的事情，只要把眼睛闭上不动，马上就不疼了，或者眨几下眼睛，让泪水把沙子冲到眼角。但是房事的疼痛却要对方停止动作才能止住，而且这个对方很可能正是要听到女人喊疼才能更有快感，喊得越厉害就越刺激，在被刺激起来的冲动中变得更加狂暴、更加猛烈，更加不管不顾。

    闵文起就是这样一个人。

    每次在黑夜中，我睁眼看着自己上方的这个男人，他变形的面容、丑陋的动作、压在我身上的重量，这一切都使我想起兽类。所以我总不愿意开灯，亮光会把这些使我不适的形象变得清晰、逼真，甚至放大和变形。如果黑暗中有一只手突然拉亮灯，恐怖就会在瞬间到来。

    有一个春末的夜晚，闵文起的身体在黑暗中模糊地晃动，我睁着眼睛看墙上挂的一个镜框，那里面镶着一幅摄影作品，上面是一只玻璃瓶子和一枝百合花，当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它们，我只看到微弱的光使它浮现的轮廓和阴影，这是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的，一直挂在我们的床的上方。我注视它是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卧室非常小，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和床头柜，结婚很匆忙，闵文起是二婚，我当时已经过了三十岁，觉得自己很老了，而且对爱情没有什么信心，只急于摆脱旧的环境。n城使我腻味透了，我当时借调到市里一家文学杂志社帮忙，单位让我赶快调走，并且把我的宿舍分给了一位新来的据说是有些背景的大学生，走投无路之时，一位好心的老师把我介绍给闵文起，他当时还在部队搞宣传，说是通过部队到北京很容易，我看闵文起长得还可以，有点文人气质，聊起来也懂点文学，还写过诗，于是我就认为他是我所能找得到的最合适的丈夫了。回想起来这事的确是过于暗淡，这种暗淡化为许多细节遍布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

    我躺在床上，在闵文起的身体下面。有时候不太疼，这往往是工作不太累，家务也不太多的时候。这时候我身体的各种感觉就会分离，肌肉承受着重量的冲撞和挤压，眼睛却在卧室的四处漫游。卧室一览无余，在白天看来枯燥乏味，就像我的婚姻生活本身。但在有些晚上，我会忽然有耐心看墙上镜框的阴影，看拉开的窗帘团在一边的皱褶，那上面浅驼色的底和深色的图案在微弱的光线和皱褶中以一种白天所不同的姿势出现。闵文起同意我不拉灯，但他说必须把窗帘拉开，不然一点都看不见，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完全的黑暗是枯燥的，同时也是令人绝望的。拉窗帘的往往是我，我喜欢窗帘这样一种事物，喜欢它的功用和形式，它的质地和图案，我把它看成是生活中剩下的最后一点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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