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选举一

    进士诸科 律科 经童科 制举 武举 试学士院官 司天医学试科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秦、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以尽一时之才，苟足于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来远矣！在汉之世，虽有贤良方正诸科以取士，而推择为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备宿卫，因被宠遇，以位通显。魏、晋而下互有因革，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金治纯驳，议者于是每有别焉。宣宗南渡，吏习日盛，苛刻成风，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尔欤。自时厥后，仕进之歧既广，侥幸之俗益炽，军伍劳效，杂置令禄，门荫右职，迭居朝著，科举取士亦复泛滥，而金治衰矣！原其立经陈纪之初，所为升转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条而不紊，百有余年才具不乏，岂非其效乎？奉诏作金史，志其选举，因得而详论之，司天、太医、内侍等法历代所有，附著于斯。鬻爵、进纳，金季之弊莫甚焉，盖由财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载食货志。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后增州学，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凡试补学生，太学则礼部主之，州府则以提举学校学官主之，曾得府荐及终场举人，皆免试。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遭丧百日后求入学者，不得与释奠礼。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贡，欲就诸局承应者，学官试，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兴学校，推行三舍法，及乡以八行贡春官，以设制举宏词。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谓：“三舍之法起于宋熙宁间，王安石罢诗赋，专尚经术。太学生初补外舍，无定员。由外升内舍，限二百人。由内升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经，每月考试，或特免解，或保举补官。其法虽行，而多席势力、尚趋走之弊，故苏轼有‘三舍既兴，货赂公行’之语，是以元祐间罢之，后虽复，而宣和三年竟废。臣等谓立法贵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学官选试，启侥幸之门，不可为法。唐文皇养士至八千人，亡宋两学五千人，今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而太学所养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仅及千人。今若每州设学，专除教授，月加考试，每举所取数多者赏其学官。月试定为三等籍之，一岁中频在上等者优复之，不率教、行恶者黜之，庶几得人之道也。又成周乡举里选法卒不可复，设科取士各随其时。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加之中、和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于孝廉，今已有举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县官荐之。今制，犯十恶奸盗者不得应试，亦六德六行之遗意也。夫制举宏词，盖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设此科，不限进士，并选人试之，中选擢之台阁，则人自勉矣。”上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府各二十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

    女直学。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置之。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大定二十九年，敕凡京府镇州诸学，各以女直、汉人进士长贰官提控其事，具入官衔。(河南、陕西女直学，承安二年罢之，余如旧。)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贞元元年，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

    大定四年，敕宰臣：“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十八年，谓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选，不问操履，而辄授翰苑之职。如赵承元，朕闻其无士行，果败露。自今榜首，先访察其乡行，可取则授以应奉，否则从常调。”十九年，谓宰臣曰：“自来御试赋题，皆士人尝拟作者。前朕自选一题，出人所不料，故中选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论为意者，正为此尔。宜各场通考，选文理俱优者。”上曰：“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二十年，谓宰臣曰：“朕尝谕进士不当限数，则对以所取之外无合格文，故中选者少，岂非题难致然耶？若果多合格，而有司妄黜之，甚非理也。”又曰：“古者乡举有行者，授以官。今其考满，察乡曲实行出伦者擢之。”又曰：“旧不选策，今兼选矣。然自今府会两试不须试策，已中策后，则试以制策，试学士院官。”二十二年，谓宰臣曰：“汉进士魁，例授应奉，若行不副名，不习制诰之文者，即与外除。”二十三年，谓宰臣曰：“汉进士，皇统间人材殆不复见，今应奉以授状元，盖循资尔。制诰文字，各以职事铺叙，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诏，则鲜有能者。”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对曰：“旧人已登第尚为学不辍，今人一及第辄废而不学，故尔。”上于听政之隙，召参知政事张汝霖、翰林直学士李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窃念久矣！国朝设科，始分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员不阙。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科，不过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县令员阙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二十八年，复经义科。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言事者谓：“举人四试而乡试似为虚设，固当罢去。其府会试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群经出题，而注示本传。”上是其言，诏免乡试，府试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议外路添考试院，及群经出题之制。有司言：“会试所取之数，旧止五百人，比以世宗敕中格者取，乞依此制行之。府试旧六处，中有地远者，命特添三处，上京、咸平府路则试于辽阳，河东南北路则试于平阳，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皆命于题下注其本传。”又谕有司曰：“举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试官或遽不能忆，误失人材，可自注出处，注字之误，不在涂注乙之数。”

    明昌二年，敕官或职至五品者，直赴御试。四年，平章政事守贞言：“国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汉人进士得人居多。诸司局承应，旧无出身，自大定后始叙使，至今鲜有可用者。近来放进士第数稍多，此举更宜增取，若会试止以五百人为限，则廷试虽欲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诏有司，会试毋限人数，文合格则取。

    六年，言事者谓：“学者率恃有司全注本传以示之，故不勉读书，乞减子史注本传之制。又经义中选之文多肤浅，乞择学官，及本科人充试官。”省臣谓：“若不与本传，恐硕学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题意而已。”遂命择前经义进士为众所推者、才识优长者为学官，遇差考试官之际，则验所治经参用。词赋进士，题注本传，不得过五十字。经义进士，御试第二场，试论日添试策一道。

    承安四年，上谕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为相，作新经，始以经义取人。且词赋、经义、人素所习之本业，策论则兼习者也。今舍本取兼习，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时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词赋进士不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圣训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举终场恩例，若会试取人数过多，则涉泛滥。”遂定策论、词赋、经义人数，虽多不过六百人，少则听其阙。时太常丞郭人杰转对言，词赋举人，不得作别名兼试经义，及入学生精加试选，无至滥补。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后场词赋经义同日试之。若府会试更不令兼试，恐试经义者少，是虚设此科也。别名之弊，则当禁之。补试入学生员，已有旧条，恐行之灭裂尔，宜严防闲。”张行简转对言：“拟作程文，本欲为考试之式，今会试考试官、御试读卷官皆居显职，擢第后离笔砚久，不复常习，今临试拟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谤议。”诏罢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病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诏为永制。先尝敕乐人不得举进士，而奴免不良者则许之。尚书省奏：“旧称工乐，谓配隶之色及倡优之家。今少府监工匠，太常大乐署乐工，皆民也，而不得与试。前代令诸选人身及祖、父曾经免为良者，虽在官不得居清贯及临民，今反许试，诚玷清论。”诏遂定制，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其子孙则许之。上又谓：“德行才能非进士科所能尽，可通行保举之制。省奏：“在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万民，农工商贾皆是也。前代立贤无方，如版筑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简策者不可胜举。今草泽隐逸才行兼备者，令谋克及司县举，按察司具闻，以旌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复宣旨以申之。

    宣宗贞祐二年，御史台言：“明年省试以中都、辽东、西北京等路道阻，宜于中都、南京两处试之。”三年，谕宰臣曰：“国初设科，素号严密，今闻会试至于杂坐喧哗，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监察罪。兴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鲁言：“国家数路收人，惟进士之选最为崇重，不求备数，惟务得贤。今场会试，策论进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二人取一，前虽有圣训，当依大定之制，中选即收，无问多寡，然大定间赴试者或至三千，取不过五百。泰和中，策论进士三人取一，词赋、经义四人取一，向者贞祐初，诏免府试，赴会试者几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则是十之一而已。时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尝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滥如此，非所以为求贤也。宜于会试之前，奏请所取之数，使恩出于上可也。”诏集文资官议，卒从泰和之例。又谓宰臣曰：“从来廷试进士，日晡后即遣出宫，恐文思迟者不得尽其才，令待至暮时。”特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览其程文，爱其辞藻，咨叹久之。因怪学者益少，谓监试官左丞高汝砺曰：“养士学粮，岁稍丰熟即以本色给之，不然此科且废矣！”五年，省试经义进士，考官于常格外多取十余人，上命以特恩赐第。又命河北举人今府试中选而为兵所阻者，免后举府试。

    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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