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三年(239)的正月初一。
这是司马懿第二次受命托孤,按照魏明帝临终的安排,除了他,同时受命托孤的还有武卫将军曹爽。
曹爽是曹真的长子,作为曹氏的第三代,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少年时代便凭宗室的身份可随意出入宫廷,魏明帝继位后让他担任散骑侍郎,后又出任洛阳城城门校尉、武卫将军等,受到重用。
这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除了侍卫在天子近前并无在州郡任职的经历,也没有任何野战之功,论年纪、论资历、论功绩都与“托孤大臣”这个身份相差悬殊,难道曹氏宗亲里再也选不出人来了吗?
司马懿也许就有这样的疑问,他长期不在洛阳,近一年来又远在辽东作战,对朝廷里的情况并不知情。他不知道的是,围绕托孤的安排,前一阵朝廷内部曾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他原本并不在托孤大臣之列,后来戏剧性地加了进来。
魏明帝最初确定的托孤大臣是燕王曹宇,他是曹操的儿子、魏明帝的叔父,他的母亲是环夫人,神童曹冲是他同父同母的兄弟。魏明帝少年时代接触的人不多,曹宇是其中之一,二人因此感情很好,魏明帝继位后加封曹宇为燕王。
魏明帝自感来日无多,想任命曹宇为大将军,让他带着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夏侯献是夏侯氏族人,曹肇是曹休之子,秦朗是曹操的继子,这个托孤阵营是清一色的“诸夏侯曹”。
但这个托孤方案最终又被放弃了,一方面是曹宇不愿意干,他性格软弱,在政治上没有野心,只想荣华富贵地过上一辈子,不愿意操心担风险;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是有人从中搞了破坏。
搞破坏的人是刘放和孙资,他们分别担任中书监和中书令,是中书台的一、二把手,朝廷的秘书局一向是尚书台,魏明帝想进一步抓权,就逐渐以中书台相取代,刘放、孙资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魏明帝的左右手,参与军机,深得信赖,同时也招致曹肇、夏侯献这些人的忌恨。
有一天,夏侯献看到有只鸡栖身在树上,故意对曹肇说:“你看那只鸡,它们还能蹦跶到哪一天?”这几句话恰巧被刘放、孙资听到了,也许是凑巧听到的,也许是夏侯献故意说给他们二人听的,总之刘放、孙资十分紧张。恰在这时,魏明帝与他们商量燕王不愿意担任大将军一事,魏明帝问他们,燕王是谦虚呢还是真的自感没有这个能力?二人当然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一致认为”燕王不是谦虚,确实难当此任。
魏明帝又问他们谁更合适,二人趁机推荐了曹爽,你一言我一语,把曹爽一通猛夸,魏明帝于是诏见了曹爽,当场就把辅政的事定了下来,并且又明确司马懿共同辅政,这当然也是刘放、孙资“力荐”的结果。
刘放、孙资可能考虑到,曹爽即使辅政,但他的能力相当有限,很容易又跟夏侯献、曹肇他们搞在一起,到时候结果仍然一样,为防止曹氏和夏侯氏独揽大权,必须引入异姓重臣做牵制,而司马懿无疑是最佳人选。多年来魏明帝对刘放、孙资二人一向言听计从,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司马懿共同辅政的事,经刘放和孙资左右一“分析”,他估计也深以为是。
曹肇的弟弟曹纂时任大将军司马,听到一些风声,立即向曹宇、曹肇等人通报,几个人觉得不妙,赶紧进宫,但天已经黑了,宫门关闭,刘放、孙资利用掌握的权力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宫,曹肇不甘心,天亮了又去,还是不让进,曹肇越想越害怕,竟然主动跑到廷尉那里请罪。其实也没干啥,既没犯罪又没造反,请的什么罪?说到底是恐惧,觉得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只想保住命、保住富贵,曹家这些子弟,其实只有这点儿出息。
夏侯献后来费了好大的劲见到了魏明帝,再提辅政人选的事,魏明帝说已经定了,你出去吧,夏侯献流泪而出。
但后面还有波澜,魏明帝对曹爽是放心的,但对司马懿实在放心不下,病榻上传出诏令,停止先前所议,刘放、孙资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来见驾,力主维持原议,经过他们又一番“洗脑”,魏明帝同意了。
刘放、孙资担心再变卦,请魏明帝马上发布诏书,魏明帝当时病情已经比较重了,对他们说:“我现在疲乏已极,回头再写吧!”长期担任秘书的人,性格往往沉稳有余而勇毅不足,尤其在重大时刻到来时容易犹豫,但刘放和孙资不是一般的秘书,他们是秘书中的极品,刘放上前抓住魏明帝的手,手把手地帮着魏明帝勉强写下了诏书,二人立即出宫宣布。除宣布了正式诏书,二人还夹带了“私货”,假传魏明帝的话让燕王曹宇等人今后不得再入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