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年

    “她头一次去，我可以带她一起去，夫人。”范妮说。

    伯恩太太看上去不太乐意：“难道你不用干活儿吗？范妮？”

    “我刚做完这堆活儿，”范妮边说边把青筋毕露的手放在一堆裙子上。“都卷好边，熨好了。我的手指酸得很。”

    “好吧，下不为例。”伯恩太太说。

    为了照顾范妮的腰腿，我们慢慢穿过伯恩家所在的街区，这里的一片片土地上挤满了小房子。我们从榆树街左拐走上中央大道，一路经过枫树街、桦树街和云杉街，再右转来到主街。房屋大多数看上去很新，设计大同小异，粉刷成各种颜色，有着各色灌木，显得景色宜人。其中有些前门甬路笔直地通向门口，其余则是蜿蜒迂回的小径。快到镇上的时候，我们还经过几幢公寓楼和市郊的几家商店：一家加油站，一家街头小店，一个满是鲜花的苗圃，花朵的颜色犹如秋日落叶——赭色、深红、金色。

    “我真是不明白，上次开车回家的时候，你怎么会没记住这条路呢？”范妮说，“天哪，丫头，你还真是不灵光。”我瞥瞥她，她狡黠地笑了。

    主街上的百货店里灯光朦胧，十分暖和，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抬头望去，我发现天花板上悬挂着腌火腿，一排排货架上摆满了干货。我们挑了几包缝纫针、一些纸样和一匹粗布。付完账，范妮从找来的零钱中取出一便士，从柜台上向我递过来：“自己去买根棒棒糖，回家的路上吃吧。”

    糖果罐在货架上依次排开，五彩缤纷，口味各异，让人眼花缭乱。我仔细琢磨了好久，终于挑了一根漩涡形的棒棒糖，掺着粉色西瓜口味和绿色苹果口味。

    我撕开糖纸，准备掰一块给范妮，但范妮不要：“我早就不吃甜食了。”

    “我还不知道会有人不吃甜食呢。”

    “这是给你吃的。”她说。

    我们慢悠悠地往回走。我觉得，我们俩都不急着回去。带有凹凸纹路的棒棒糖又酸又甜，让我陶醉不已。吃着吃着，棒棒糖变得尖溜溜的，而我尽情品尝着它的滋味。“你得在我们到家之前吃完。”范妮说。至于原因，她用不着解释。

    “玛丽为什么讨厌我？”快到家时，我问范妮。

    “咳，她不讨厌你，孩子，她只是害怕。”

    “怕什么？”

    “你说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玛丽要怕我？

    “她认定你会抢走她的工作。”范妮说，“伯恩太太是个铁公鸡。你学一学就能干玛丽的活儿，还不用付你工钱，那伯恩太太为什么还要花钱雇玛丽？”

    我尽量不动声色，但范妮的话刺痛了我的心：“这就是当初他们选中我的原因。”

    范妮慈爱地笑了：“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吧。只要是个会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成，不要钱的人手终究是不要钱的人手嘛。”走上台阶快要进屋时，她说，“你总不能怪玛丽心里害怕吧。”

    从那时起，我不再担心玛丽，而是一头扎进了针线活儿里，一心让针脚间隔保持一致，仔仔细细将每件衣服熨得平整挺括，从我手里交给玛丽（或其他姑娘）的每件衣服都让我有种成就感。

    但我跟玛丽的关系还是没有什么起色。我的活儿越干越好，她却变得越来越苛刻。我把一条粗缝过的裙子放进篮子里，玛丽一把抢过去仔细端详，扯开针脚，又扔回来给我。

    树叶从淡玫瑰红变成嫣红，又从嫣红变成了褐色。向屋外走去时，我的脚下是一地松软清香的落叶。有一天，伯恩太太上下打量着我，问我还有没有其他衣服。我一直在用带来的两套衣服换洗，一件蓝白格子，一件格仔棉布。

    “没有。”我说。

    “那好吧，”她说，“你得给自己做几身衣服。”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伯恩太太开车带我去镇上，一只脚犹犹豫豫地踩着油门，另一只则时不时踩一下刹车。汽车一路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百货店门口。

    “你可以挑三种不同的布料。”她说，“我想想……每种来个三码？”我点点头。“布料必须又禁穿又便宜，那才适合……”她顿了顿，“九岁的姑娘。”

    伯恩太太带我到了布料区，又领我到了便宜布料的货架旁。我挑了一匹蓝灰格子棉布，一匹雅致的绿色印花布，一匹粉红色涡纹布料。伯恩太太对前两匹布点点头，却对第三匹扮了个怪相。“天哪，这跟红头发实在不搭。”她抽出一匹蓝色条纹布。

    “我觉得上身可以做点小褶边，简单又朴素；下身配条百褶裙。干活儿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套上你那条围裙，你还有其他围裙吗？”

    我摇摇头，伯恩太太说：“缝纫室里有很多被套料子，你可以用来做件围裙。你有外套吗？毛衣呢？”

    “嬷嬷们给过我一件外套，不过太小了。”

    店员量好布料，裁剪完毕，用牛皮纸包好扎上麻线。伯恩太太带我沿着大街来到一家女士服装店。她径直走向商店后方的打折区，找出了一件芥末色的羊毛大衣。这件衣服比我的尺寸足足大了好几个号，黑色的扣子闪闪发光。我穿上以后，她皱了皱眉。“嗯，这衣服很划算。”她说，“再说了，买件过一个月就穿不上的衣服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挺好。”

    我恨死那件大衣了，它甚至都不暖和；但我不敢顶嘴。还好店里有很多清仓出售的毛衣，我找到了一件合身的深蓝色绞花针织衫和一件米白V领毛衣。伯恩太太又帮我多挑了一件三折的灯芯绒裙子，大得不合身。

    那天晚餐时，我穿上了新买的白毛衣和裙子。“你脖子上是什么东西？”伯恩太太问。我回过了神：她说的是我的项链，通常它都被我的高领衣服遮住了。她凑近我端详着。

    “一个爱尔兰十字架。”我说。

    “看上去真怪。那些是什么，手吗？为什么心上会有皇冠？”她坐回椅子上，“我觉得真是亵渎神灵。”

    我告诉她，我的祖母如何在第一次领圣餐时得到了这条项链，又如何在我来美国之前传给了我。“握在一起的手象征着友谊，心象征着爱，皇冠象征忠诚。”我解释道。

    她哼了一声，把腿上的餐巾重新叠好：“还是觉得很怪，我有点想让你取下来。”

    “行啦，洛伊丝。”伯恩先生说，“不过是件家人给的小玩意儿，不碍事的。”

    “也许是时候把那些故国旧事扔一边了。”

    “又没有碍到任何人，不是吗？”

    我瞥了伯恩先生一眼，很惊讶他会为我说话。他朝我眨眨眼睛，好像在玩游戏。

    “碍到我了。”她说，“这姑娘用不着到处告诉人家她是个天主教徒吧。”

    伯恩先生放声大笑：“瞧瞧她的头发，她明明就是个爱尔兰人，还用说吗？”

    “对姑娘家来说太不雅观了。”伯恩太太小声说。

    后来伯恩先生告诉我，天主教徒都不讨他太太的欢心，尽管她自己嫁的就是个天主教徒。他从不去教堂，那倒是有点用处。“我俩总算相安无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