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六章 事佛图司事糊涂之人神之争

“人生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花落时，随风飘落。有些花瓣，随风吹到厅堂，落在毡席上，坐垫上，有些吹进厕所，掉进茅坑里，这完全是偶然的，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比如殿下您，生在皇家，就如飘落在毡席上、坐垫上的花瓣。而那些像下官一样的人，就犹如飘落在厕所里、茅坑中的花瓣，贫贱由此而区分，哪有什么因果呢？”这个生动的比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

    受此事件的影响，范缜认为只是说服萧子良等人的影响实在太小，必须著书立说，对佛教理论来一次彻底的扫荡。于是，精研数年，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这书以问答方式解析疑难。明白通晓，颇有点像今天的“答记者问”。

    此书批判神灵不灭的谬论，指出信佛的动机是由于“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意思太少”，揭露佛教教义从原始的积德行善演变为“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夸大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使得“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嗣灭绝”。“粮食都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

    《神灭论》的问世，在南北两朝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文章的宗旨：“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文化学、中医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是在两千年来的哲学界，范缜这样的圣斗士一枝独秀，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鲁迅先生曲高和寡的悲哀，恰好是圣斗士无可奈何的悲哀。

    《神灭论》传到洛阳，不断有大臣上书指责北魏在灵太后的纵容下事佛崇佛；并对其造成的劳民伤财提出质疑。佛教这么好，怎么不断的受到大臣的指责呢，灵太后也就犹豫疑惑了。沙门统（佛教协会主席）昙暹见此情况对灵太后说：

    “怎么能没有神呢，释迦牟尼就是最大的神，领导着西方诸神和众多金钢。太后若派使者出游西方佛国，一定会请得佛神、经书来到东土魏国。此举也算是弘扬佛法，成大功果的善事，定会庇佑太后福祚长久，国运永盛。”

    灵太后没想到世上居然还有这种“投资少，见效快”的好事，当即选出精通佛学理论的官员宋云为团长，以昙暹的徒弟惠生为副团长的和尚求佛代表团出使西域。

    一行几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携带大量奇珍异宝，告别洛阳，踏上西出阳关的征程。沿途风沙烈日，被盗贼劫掠，受饥渴摧残，不少和尚半路上就疲累疾病死亡，路死沟埋。剩下的人过火焰山，穿沙漠瀚海，到达印度时，只剩下几个命大的和尚，在“西天”求得佛家经典四百多卷，完成了自张骞出使西域后的又一次壮举。这比“西天取经”的玄奘早了一百五十年。

    北魏各地建筑庞大的佛寺群，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劳力，灵太后不得不削减财政支出。她为了将更多的钱投入佛寺，居然削减军费开支，减少行伍中提升武官的数量，减少军功的赏赐，削减战争伤残军人的抚恤，弄得军队中不满情绪在慢慢地发酵。

    尚书左丞卢同负责对历年军功受勋奖赏官员的审核，从校阅的吏部勋书中发现不少问题，几本吏部勋书，近一千名因功提升的官员中，竟然有三百多人冒领军功，提升官阶。军队内部的弄虚作假居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不能不提请灵太后注意。

    卢同启奏说：“微臣校阅吏部和中兵二局的功勋薄册，发现很多假冒斩敌首级的军官，靠老百姓和部下的脑袋冒充敌人首级，为此升官，对这些官员，应该一律予以清退。今后应该建立一种制度，杜绝这种事件的发生。微臣以为，吏部应该制定专门的勋牌，烙上火印，对斩敌首级一阶以上者，授以勋牌，从中剖开，一分为二，一半给受勋者，一半留中兵二局，以防假冒。”

    卢同的建议是否可行，是否必行，对军队的改革将怎样进行，不懂军事的灵太后确实是一问三不知。前段时间因六镇戍守将士的纪律泛散，纷纷从事第二职业的问题，至今还没弄出个妥善的方案，而今又冒出个假冒军功的问题，灵太后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应允。

    元匡自升为御史中尉，还没找到显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这时见卢同所奏勋功一案出尽了风头，也就抓住不放，出班启奏说：

    “军队里杀人冒充敌人首级获取军功的事并非近年才有，而是历年积弊。冒功受勋，审核不严，吏部、中兵二局，行军台司都有责任，不能只是清退假冒军功的官员，一退了事。这些人和这些负责部门的主官都不能放过，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灵太后此时困倦了，很想回家去搂着元怿好好地睡一觉，打了个呵欠，就要草率地同意元匡的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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