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只椅子。
我说:“你小子潇洒啊,能把机票钱也赌光了。”
司徒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开头儿手气真好,不大工夫就赢了三千多美金。当时走了就对了,可我看手气这么好,还想趁势再赢点儿,赢到五千美金就走。他妈的,一有这念头儿就开始输,愈输愈急,愈急愈输。我也知道我哥的状况,也是想赢了钱给他一个惊喜。唉,什么也不能说了。老爸在家里愁得要上吊,我把机票钱也输光了,你说这事儿!”
“你小子就是不走正路,得了,睡觉吧,明天早晨我带你去买机票。”我说。
“真的?”他惊喜地问。
“废话。”我站起身走了。
买好机票已近中午,我带司徒阳来到一个捷克餐馆吃午饭。各要了一份牛排,一扎啤酒。
吃着喝着,司徒阳忧心忡忡地说:“田力,我嫂子要出事儿啦。”
我听不明白,问:“出事儿?阿莲能出什么事儿?”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连这都不懂?”他说。
“不至于吧,我看阿莲对你哥挺好的。”
“嘁,表面现象。她在外边有人啦,捷克人。”司徒阳蹙着眉喝啤酒。
“这事儿可不能瞎说。”我警告他。
“我瞎讲?有小叔子瞎讲嫂子的吗?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司徒阳把啤酒杯放下,说:“上个星期日,我嫂子去大市场练摊儿。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去了,见她那捷克朋友正和她一起在摊位里坐着呢。捷克人真他妈骚,当着我的面就动手动脚。我听我嫂子用捷语跟那小子说,别这样,我弟弟回去会说的。她以为我听不懂呢,哼,这点捷语咱也会。”
“欧洲人观念开放,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好,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秋天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回来,开车路过伏尔塔瓦河边儿,我忽然看见她正和那捷克人勾肩搭背地散步。你知道怎么个散步法儿吗?就像捷克情侣那样,那小子把手按在我嫂子屁股上,一边走还一边乱动。还说明不了问题吗?”他问。
我叹口气,说:“大概有点麻烦了。司徒平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没办法呀!我输光的机票钱就是我嫂子从他那儿借的,你也知道捷克人,从他们那儿借出钱来容易吗?”
我点头表示同意。
“有一回我哥为这事儿打了我嫂子,我嫂子跑了,在那人家住了七天才回来。”
“那人很有钱吗?”我问。
“有个屁钱,一个工人。”司徒阳不屑地说。
“唉,这种事儿没办法。”我说。
“都怨我哥,一来了就花那么多钱送她去学捷语,她不会捷语能勾搭上捷克人吗?当初我说让我去学捷语吧,我哥说不行,说我不懂社交,我嫂子懂。这回鸡飞蛋打,全完了。”
“没那么严重吧?”出门时我问他。
他拉开车门坐在我旁边,说:“但愿吧。”
司徒阳飞走了。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司徒平家,心里惦记着司徒平老爸的生死,就顺便拐进去看看。
停下车就觉着怪,旁边的人家都灯火通明,只有他们这座house,除了司徒平的卧室有烛光如豆外,其余的窗子都黑着,像一座坟墓。
我摁门铃,不响。便使劲敲门,并伴以呼喊。稍顷,阿莲打开窗子问:“是谁呀?”
我喊:“阿莲!”
“哟,是田力呀?”阿莲急忙关了窗子,举着一根蜡烛下楼来开门。
“小心。”她提醒我注意脚下,为我照路。
进了卧室,冷得厉害,见司徒平穿件羽绒服在黑地儿里坐着,也看不见表情,从声音里感觉到挺沉重的。
“怎么没电?”我问。
“交不起房租,房东给把电断了。”阿莲为我倒茶,然后坐在我身边说。
我这才注意到她也穿着厚厚的棉衣。捷克人的house大都是自己用电取暖的,一断电,房子立刻就成了冰窖。
“房客呢?”
“都走啦,谁愿意在这儿摸黑受冻。”阿莲说。
“这怎么办?得想个辙儿呀。”我说。
“没办法了,没准儿明天房东就叫警察把我们赶出去,那真是连冰窖也没得住了。”阿莲愁苦地说。
“你又不怕,你有地方住就行了。”司徒平冷冷地说。
“你怎么这样说话?”阿莲声音有些颤抖“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
“这种话就得这时候说。”司徒平说。
“田力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不知好歹呢?”阿莲望着我。
“对,我就是不知好歹!今天田力正好也在,咱们就把你这事儿说说,让田力给评评这个理。是我司徒平对不起你阿莲,还是你阿莲对不起我司徒平。你跟那个捷克人勾搭多长时间了?”司徒平气急败坏地说。
阿莲尖叫一声,扑到床上大哭起来。
我赶紧起身,对司徒平说:“别扯那么远,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些干啥?实在没办法,先到我那儿住几天,好歹把冬天过了呀。”
司徒平说:“谢谢了,我想想看。”
我又拍拍阿莲的腿,说:“别哭了阿莲,我走了。”
阿莲爬起来,哽咽着说:“我送送你。”便拿着蜡烛送我下楼。
在门口,我对阿莲说:“别太着急,不行就到我那儿住。”
她点点头,紧咬着嘴唇,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
他们没来。
然后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司徒阳也没有回来。我又去过那座破house一次,但已经换了主人,是一群乌克兰人。问他们这里原来住的两个中国人搬到哪里去了?他们摇摇头说来的时候就是空房子。
直到今天。
聊了很久以后,我问阿莲:“司徒平去哪儿了?”
她苦笑笑:“一年前听说在斯洛伐克,组织什么福建同乡会,尽玩儿虚的。我这样了,他也没脸回布拉格了。”
“为什么不能干点别的?”我小心翼翼地说。
“干什么呢?”她伸开纤细的手指,在灯光下欣赏着闪光的钻戒。“去练摊儿?一大早就赶去,搬箱子支架子,夏天晒个死,冬天冻个死,再找个练摊儿的男人傍着,练摊儿回来还得给他煮饭,还得陪他睡觉,我不干。”
“可以回国嘛,现在国内也挺好的。”
“我不回,丢不起人。”她大口喝着红酒,脸颊已经是一片红晕。“别人回国都是衣锦还乡,我呢?过去在小姐妹中数我要强,现在数我惨。我哪儿还有脸回去?”
我愕然了。
分手的时候,她已经有些醉意。我要送她回去,她说不用,又不远,50米不到。我和她握手,说:“多保重吧。”
她笑着说:“见到你真好,欢迎你带朋友来玩儿,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儿。”我正不知该说什么好呢,她突然伏在我怀中嘤嘤哭泣起来。一边抽泣一边说:“我是个坏女人,对吗?你看不起我,对吗?司徒平和我结婚的时候发誓要给我全新的生活,他说话是算数的,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新吗?田力,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从卡罗维发利回布拉格,半道儿上车坏了,还记得吗?”她仰起泪眼望着我。
我说记得。
“你让我去找人换油门线,我不去。后来你自己去了,还挺不高兴。回到布拉格已经是半夜了,──你还记得吗?”
我点头。
“我那是想跟你在汽车里过夜呀!”
说罢,她流着泪走了。有些摇晃,但依然风姿绰约。
我呆呆地站在酒吧门口。
后来,朋友告诉我,她和几个中国小姐结伴儿去巴黎做“生意”了。
从此再没有她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