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农业税的比例,那么商业税呢?
从明朝一开始,从明太祖朱元璋那会儿,就开始给商人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商人地位卑微,商业税不值一提,随随便便一收就好。
明太祖确实是有其局限性,他想要建造的国家是老庄思想里面那种理想社会的国家,正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种地,听他朱皇帝的话,不要有人到处走来走去,到处贩卖货物。
所以朱元璋其实对商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其当皇帝的时间内也一直对商人非常严重的打压。比如说,有一些商人子弟穿着靴子踢球,结果被他知道了,他下令把这些商人子弟给抓起来,把脚都给砍掉了。
这件事就是一个明证。
只不过,商业繁荣,是太平盛世期间一个必然会出现的趋势,他再怎么打压都是没用的。
明朝的商业依旧非常非常之发达,既有自己内陆的商业,也有远洋贸易在海上兴起,要说起来,比起以商业著称的宋朝,就算是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的商业税,简直可以说是凄惨无比。
在宋朝,一年的商业税,可以达到数千万贯。而在明朝,商业税,从来就没有上过一百万两。
为什么呢?因为明太祖定下的商业税的征收比例极低:三十税一。而明朝那些文人士大夫,他们家族基本上都是普遍经商的,到了明朝中后期,他们甚至嫌三十税一这么低的比例都有点高了,于是通过种种手段,又是鼓噪蒙蔽皇帝,又是上书等等等等,终于成功的把商业税从三十税一,又一次降了下来。
万历年间的商业税,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恐怖的六十税一。
而且,交易量在四十两一下的交易,会被视为小额交易,会免除商业税。
也只能感叹,明朝真的是自己取死有道,商业税征的额度这么低,简直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了。
而且要知道,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四十两以下的,而哪怕是四十两以上的,也可以拆分成很多笔四十两以下的。
这就顺利地规避了赋税。
商业税定得这么低,起征额度又这么高,那跟不收商业税也没什么区别。
难怪到了崇祯年间,所有的赋税压力全部都压在农民身上,屡次加饷,最后逼得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直接颠覆了这大明朝。
俩字儿:活该!
而待在城市中要做的那些营生,很少有和商业没有关系,由于商业税这么低,起征额都这么高,所以明朝很多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活的是非常滋润的,因为他们几乎不用交税。
明朝的市民中,哪怕小商小贩,收入也算不菲,至少是比农民要高得多了。
比如说,冯梦龙的三言二拍里面有一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篇,叫做卖油郎独占花魁。
当时文中提到,这位卖油郎,他手中的本金有三两,而一年辛辛苦苦做下来,刨除其他花销,大概能剩下十六两银子左右。也就是说,这十六两银子,是他的纯利润,而不是纯收入。若是林林总总的其他东西加起来,只怕他一年的纯收入能够达到二十多两银子。
在这个年代,二十多两银子能干什么呢?
能够让自己在吃饱喝足的同时,养活一个三口之家绰绰有余,而同时若是没有成亲,没什么太大花销的话,攒上两年,基本上就可以在城里买座宅子了。
城里一般的宅子,价格也就是在五十两上下。攒两年,就能买一个很不错的。
当然,世事无绝对。
虽然在这个时代,市民的普遍收入要高于农民,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市民的收入都高,也有不怎么高的的,比如说赵三儿。
但这个不怎么高,得分跟谁比,要是和农民比,赵三儿这个收入也不低。
但是要和其他人比,可就不够看了。
就拿车夫和马夫来说吧,赵三儿这个脚夫,和人家马夫,车夫,名字里面都带着一个夫字,但是收入却是天差地远。
人家马夫,尤其是在大户人家做事,甚至在衙门中做事的马夫,一年能挣三四十两,而且还有一些外快。而赵三这个脚夫呢?一年大概只能挣十来两银子左右,而且每天起早贪黑,受苦受累,那是要费大力气的。
不过这也没法子,谁让现在在大户人家,在衙门里头做事的那些马夫车夫,都得有关系有门路才能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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