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工作内容是薅豆,把都已成熟的豆荚摘下来放在麻袋里。豆子只有小腿那么高,我们半蹲着,一手薅豆,一手拿着袋子随时往里放。
晨起开始,快到日落的时候我已经变换了多种姿势。由蹲着,到跪着,到撅着,其实后来我已经不想移动。要不是怕衣服脏,我一定会趴在田里,以脚为轴,转一圈俘虏一圈的豆子。我说:“好累啊!”
凤姐看我了一眼,然后伸出手给我看。她比我干的多,手已经红肿,并且染上了绿绿的草渍。五姨一直在我们前面,依旧手起豆亡、不知疲倦的干着。
天终于要黑了,我们终于要回去了。驴和我们一样,归心似箭,撒开蹄子跑着。山路越来越崎岖,它却越跑越快。我和凤姐互相看着,颠簸的看不清彼此的脸,恐惧的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我们紧紧的抓住驴车的边,那是像学生时代上铺的床边一样无用的遮挡物。
五姨看起来比我们还要怕,不,更准确的说是担心。她颤着声带呼喊着那头不要命狂奔的驴。然而毫无作用,她的呼喊远不如呼啸的风声有存在感。
她无计可施了,跳下车想靠自己的体重拉住它。我看见她飘忽的从车上下去,手里紧紧抓着缰绳。她还没站稳,就被拉倒,除了手和头之外都被拖在地上。可她依然紧紧的抓着,继续呼喊着发狂的驴。
这个场面太像拍电影了。一个拐弯,她脱了手被甩了出去。我和凤姐互相用各种眼神交换着,恐惧、担忧、恐惧、担忧什么的。五姨很快追了上来,我没听见她喊着什么。
我攒足了力气,呼喊:“啥?”
她一直在喊,我们终于听清——跳下来!凤姐看看我,她用坚决的态度说:“跳!”然后她就跳下去。
接下来,是她们两个人追在车后面,喊:“跳下来!”我看了看依旧狂奔的驴和车下飞驰倒退的路,那么崎岖不平,我跳下去会不会摔得面目全非?
在那一瞬间,我坚定了一个信心——哪怕死,也不要那么难看。回头看看五姨、凤姐,她们还在呼喊着。往前看,驴还没有疲惫,速度不减。
我想:它会跑回家吧?冲进院子也没关系,撞到人也不怕,跑去吧!
我刚刚劝自己坦然,事情就在这几秒钟间又发生了变化。前面出现一辆拖拉机,夜幕已经降临,我只能根据轮廓确定这是一个拖拉机。但是驴好像没有丝毫惧怕的意思,依旧飞驰着,向拖拉机冲过去。
我眼看着,越来越近,脑子里开始浮现一些爆炸的场景。
我问自己:怎么办?已经不到四米的距离,顷刻就要撞上。我没有思考出问题的答案,只是本能的大喊了一声:救命啊!
千钧一发之际,拖拉机车上跳下一个人来。他身材魁梧,身手矫健,张开双臂用浑厚的嗓音呼喊着。驴车终于停下了,我看了一眼笑呵呵的姥爷,勉强的笑了。
恐怕那时说不出什么话,只好做个表情应付了事。
后来,姥爷问我:“我没下车的时候,你是不是哭了?”我淡然的说:“没有,就是喊救命了。”可是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回到家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我可以在很多考试中满分过关,但是生活中的许多课程,我几乎总是不及格。尤为痛苦的是,这一点只有我自己清楚。在大人眼里他们依然觉得我是好学的、听话的,应该就这样下去。
关于我听话这件事,姥姥还特意为此做了个实验。早晨,她把方便面放在我能够到的柜子上,然后并不说让我吃的话。于是,一整天我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却对此视而不见。
晚上,姥姥终于决定结束实验了。她把方便面放在我手里,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她又问:“你乐意吃吗?”我说:“乐意。”她最后问:“那你为啥不自个儿拿着吃呢?”我低头不语,大口嚼着。
姥姥告诉我想吃什么就自己拿,把这儿当成自己家。我明白她的意思,姨姨们也都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知道那不是我家。
即使真正的我的家,是我接触时间最短的地方,我也总是知道那是属于我的。可是这里不是,这只是一个漂泊者的居所。我不会对这里予取予求,更不会刻意麻烦这里的什么人。
这好像是我天生一种性格,习惯说‘没事’,习惯说‘我一个人就行’。我不是不相信或者不喜欢别人的帮助,只是不想给别人添这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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