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铁轨,一辆小火车此时呼啸而过。我看见母亲的发丝迎风而起,像电视里的英雄。
我记得母亲拿了那么多糖葫芦,坐在炕上,一边骂一边让我吃。我不敢吭声,一颗一颗山楂如鲠在喉。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想吃冰糖葫芦了。
“冰糖葫芦”事件之后,我也不再跟母亲说任何爷爷奶奶对我不好的事了。奶奶时常在我面前说母亲不好,母亲也对奶奶的很多做法不满。中国传统的婆媳关系问题似乎永远没有终结。
在中间左右为难的不止老爸,还有我。我不知道该不该选边站,事实上没有人关心过我内心的想法。他们只是认为我还什么都不懂,我需要他们来帮我明辨是非。
我在心里慢慢的贮存一件一件事儿,开始留心每个人对每件事的看法。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集聚,我希望洪水撞上堤坝,让一切喷涌而出。
遗憾的是,那时我会写的字实在有限。内容不是‘人、口、手、大、天、水、火’就能表达的。否则写出来,应该可以供有关人士研究某些课题,例如《儿童心理发展史》。
我相信我所掌握的资料随便拿出一点都是足以引发战争的,所以我尽量只字不提。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奶奶对母亲的辱骂就走开;实在受不了母亲对奶奶的不满也走开;受不了我和弟弟的不公平待遇,走开;受不了爸妈为此争吵,走开……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忙了起来。我又可以去姥姥家享受别样的生活了。
姥姥好久不见我,一见面总是要问“你妈和你奶吵架了吗?”“你爸和你妈打架了吗?”“你爷对你和你老弟谁好?”……诸如此类我不想回答的问题。
有一次我没忍住,就跟她说奶奶总是说我妈的不好,可我并没有告诉我妈。她问:“你咋不说呢?”我反问道:“那他们不又要打架了吗?”从此,姥姥不再认为我一天只知道玩了。
我把她当成一个明事理的人才告诉她这样的秘密,然而不久之后她见到我妈便一字不漏的转告了。我登时感到一种被出卖的愤懑和难受。但我是不能和她发脾气的,我依旧暗暗规劝自己:如果是真的有不想被人知道的事,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对任何人讲。
这一年我七岁,要准备上学了。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我们直接上学前班,而后就读一年级。报到那天,三姨夫带着我和凤姐一起过去。
每一个上学的孩子都要经过校长亲自过目,他是个很可爱的胖子。村子里的人之间都是认识的,他先和三姨夫寒暄了几句。然后问问凤姐,“你几岁?”凤姐说:“七岁。”他点点头,笑了一下。然后又拍拍我的头问道:“你几岁了?”我说:“七岁。”
他十分不信任的惊呼:“也七岁?长得太小了!像五岁,回家玩一年再来吧!”想想也是,我两一样大的年纪,比她矮了一头,谁能信呢?
于是就这样,我俩又回家玩了一年。凤姐够意思,纯粹是为了陪我,这让我至今对她仍有歉意。我们视彼此为生死之交,一起淘气,一起挨骂,一起出点幺蛾子什么的。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跟做饭有关。事情是这样的,三姨和三姨夫要上地里干农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龙哥哥去上学,做饭这件事自然落到凤姐的头上。
三姨出门之前说:“中午熬点粥,三碗米就够了。”当时我和凤姐正看电视,就“嗯嗯”的答应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准备做饭,突然踌躇起来。
三碗米?这么多人怎么够吃呢?
一定是三姨说错了。于是我们开始认真地计算起来,我要吃一碗,凤姐一碗,龙哥哥一碗半,三姨两碗半,三姨夫两碗半,经过紧张激烈的计算结果为:八碗半。
于是我们成竹在胸,去仓房里蒯米了。米放在一个大缸里,直径约为一米,高在一米二三左右。在农村几乎家家都有,没见过的可以回想一下课本里《司马光砸缸》的插图,就是那样的缸了。我们遇到了和司马光一样的难题,身高不够,怎么把米舀出来呢?
想了一会,我大义凛然的说:“我爬上去,你抓住我的腿,肯定能够得见!”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我费尽扒力的爬上去,她紧紧的抓住我的脚脖子生怕我掉下去。
缸里有个碗,我就一碗一碗的舀。由于头朝下,我感到脸都憋红了。汗一点点从脖子上渗出来。虽然疲惫,但幸不辱命,成功的准备了好大一盆米。
想必略懂厨艺的人已经可以才到结果。等三姨回来,掀开锅,好大一锅粥!足足装了三盆。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好像吃了好几天吧?好像也喂了猪一些。
哎,我们真不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