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三章 历史真相 （求点推收赏评）

    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充斥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等书籍，以及大学课堂和相关教科书中。直到今天，这种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只要浏览一下包括一流大学在在内的名目繁多的有关“国学”讲座所排的课程表，便一目了然。但是，经相关专家考证，查遍迄今所见董仲舒的著作和相关史料、文献，均没有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法或记载。这一法的炮制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及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庞朴、马勇、刘贻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 湖北敎育出版社 2003年版）。与他同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并未使用过这一法。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正是从易白沙的法敷衍出来的，并逐渐广泛流传开来的。

    关于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这个被学界津津乐道、充斥于大学讲坛和相关学术著作、几成定论的问题，近20年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认为董仲舒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从汉武帝乃至整个汉代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学界有不少人反对，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献、史料加以反驳，而有的学者譬如宋定国教授则依据可靠的史料、文献，在既肯定孙景坛大胆质疑精神的基础上，又进而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辨。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1月版）中，他写道：首先应当肯定：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这种求索和较真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

    宋定国教授是这样评论【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至京城，在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并开始著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岁时，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时，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随汉武帝巡游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到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时，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发愤专著史记，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终于完成。约在次年去世。我之所以细述司马迁简历，旨在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只字未提，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著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还有，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理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大事，要是真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记。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我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纠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著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而其中却只字未提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三策》之事。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被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因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被迫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愚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第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我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的始作俑者；第三、“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征引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出入的，并且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请看，《考异》云：“《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不仅没有掩饰，而且专门作了明。因此，《汉纪九》关于《对策》年代上的调整，以及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对策内容上，对班固《董仲舒传》中相关文字上的修改，显然是出于力图解决《董仲舒传》中存在的矛盾，而决非怀有像孙先生的那样的目的，况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依然申明“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明尽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问。字里行间，昭示了司马光等《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们，治史之严谨态度。严谨治史，乃史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从《资治通鉴》、《汉书》的总体看，司马光及其一班编撰者们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备并恪守这样品格的史学家。至于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疏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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