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从案件本身写起。
被告,名为须村聪子,二十九岁。罪名,杀夫。
战时,聪子自某女专毕业,一毕业就成为某公司的职员。战争期间,由于男人均被征召,每家公司都缺人,所以雇用了一大批女性职员。
战争结束后,去当兵的男人陆续回来了,公司渐渐不再需要女职员。两年后,雇主纷纷将战时雇用的女人解职,聪子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聪子在任职那家公司期间爱上了一个男人,立刻就结婚了。那人叫须村要吉,比她年长三岁,学历只是中学毕业,对于拥有高等女专学历的聪子心怀憧憬,主动求爱。单从这件事也可看出,他是个很有危机感的青年,聪子就是爱上他这一点的。
接下来的八年,夫妻俩过着相安无事的生活,生下一儿一女。要吉的学历不高,只能当个没有升级机会的小职员,不过他很认真,薪水虽少,却还是存下了些小钱。然而没想到,到了昭和二十几年,公司由于业绩不佳决定裁员,素来不受上司器重的要吉遂和一批老员工一起被开除。
要吉这下慌了,靠着人脉关系换了两三家公司,结果不是工作不适合,就是薪水太低。于是,聪子只好出来工作。
起先她做的是银行出纳,把自己累得半死,工资却寥寥无几。后来通过在外面认识的某女性朋友介绍,成为某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最初她的表现并不理想,还好后来业绩逐渐好转,诀窍是那个介绍她加入保险公司的女前辈传授的。聪子虽非美女,却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口整齐的贝齿,微笑时嘴唇的形状别有一股娇俏味道;再加上是女专毕业,在业务员当中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向客户推销时有一种知性美。因此她逐渐赢得客户好感,工作也变得顺利多了。拉保险的关键就在于耐心、亲和力和说话的技巧。
她现在一个月可以赚到一万两三千圆。妻子渐入佳境,相较之下,丈夫要吉却处于半失业状态,不管什么工作都做不久,最后变得无事可做,只能仰赖聪子的收入过活。他一面在妻子面前不断地说对不起,一面成天在家里游手好闲。
可是聪子并不是按月领薪,她每月只有微薄的底薪,大部分还是得靠业绩奖金。如果哪个月的业绩不好,当月的收入就会少得可怜。
各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彼此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在辽阔的东京都内,到处都是没有分毫空隙的竞争浊流,甚至让人觉得新客源已经被开发殆尽了。既然都内没指望,聪子开始盘算着其他出路。
最后,她看上了建水坝的工地。各家电力公司为了开发资源,都在竞相修建水坝。这种工程通常由某建设公司或某大型营运商承包,一个工地现场往往会有数千名,甚至上万名工人。这些人个个都得接触危险的堰堤作业或炸药爆破作业,随时面临死亡与受伤的危险。此外,工地多半位于交通不便的深山,即便是最勤快的保险业务员,也不会大老远跑去那里...不,是还没想到。
聪子发现那里才是真正的处女地,于是邀上一个交情不错的女业务员,两人一起前往邻县深山的水坝工地,旅费当然是自掏腰包。
她把四处漂泊、居处不定的工人排除在外,专找那些直属营运公司的技师、技工、机械操作员和工地主任。她认为这些都是上班族,不会出什么问题。
这个新领域让她大有斩获。虽然这些人基本上都已买了保险,不过因为每天与危险为伍,所以只要她多说几句,对方多半二话不说就答应投保。这让她的业绩突飞猛进,好得不得了。后来她又觉得按月收保费不方便,于是请他们全部按年缴费。
她的开发相当成功,收入立马翻了一倍,几乎每个月都有三万圆。
生活总算变得轻松些了,不料丈夫要吉竟随之怠惰了起来,变得依赖性很强。完全是一副指望聪子赚钱养家的态度,压根儿不再有找工作的念头,只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日复一日地混日子。
不仅如此,过去刻意节制饮酒的要吉,近来开始到酒馆四处买醉。成天在外工作的聪子把家里的钱交给要吉掌管,他却从中偷钱买酒。起先每次只敢偷一点,渐渐地胆子越来越大——也因为聪子的收入增加了。
聪子觉得看自己在外奔波,丈夫在家想必心情郁闷,所以不忍跟他计较。况且她也不喜欢看到他很怕她似的,喝个酒还偷偷摸摸,像个小孩般卑躬屈膝的样子。所以,有时候下班回到家,她甚至会主动劝丈夫出去喝酒。这种时候,丈夫总是喜滋滋地出门。
结果,这个要吉竟然在外面有了女人。
如果就日后的结果来看,聪子自己多少也该负点责任,因为把那个女人介绍给要吉的,正是聪子。那女人是她的老朋友。
那女人名叫胁田静代,是她学生时代的同班同学。有一天,她们偶然在路上重逢。静代的丈夫早死,自称在涩谷一带经营酒馆,并当场给了聪子一张名片。学生时代容貌亮丽的静代,如今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憔悴枯瘦,脸颊凹陷得像狐狸。
看她这副模样,酒馆的生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哪天有空,我去你店里玩。"
聪子临别之际如此说道。静代在听到她的收入后频频称羡。
聪子回家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要吉。
"那我改天去捧个场好了,既然是你的朋友,应该会算我便宜点儿吧。"说着,他斜眼看着聪子。
聪子觉得,反正到哪里都一样是喝酒,当然是去便宜的地方好,况且这样还能帮帮静代,遂回答道:"也好,那你就过去瞧瞧吧。"
过了一阵子,要吉真的光顾了静代的店,回来后向聪子报告。
"那地方很小,五六个客人就塞满了。店面虽然破旧,不过供应的酒倒还不错。托你的福,她给我算得很便宜。"
"是吗?那太好了。"当时她如是说。
聪子每个月约有一个星期会去水坝工地。一旦在那里混熟了,自然会有人替她介绍其他工地,她就A水坝、B水坝、C水坝地打转,案子应接不暇,收入越攀越高。
赚来的钱,都全数交给要吉代为管理。此时,家里男主人与女主人的位置已经完全颠倒了。事后她曾经感慨,错就错在这一点。
要吉的怠惰与日俱增,还变得会耍小聪明,连哄带骗地把钱拿来喝酒,而且一天比一天大胆。有时聪子下班回来,却只见一对儿女饿着肚子哇哇大哭,而丈夫要吉白天就出门了,一直要到三更半夜才会带着满身酒气回家。
如果聪子忍不住质问,他多半会厚着脸皮回嘴怒吼。咆哮着:"老子是一家之主,不是女用人!世上有哪个男人不喝酒!别以为你赚了一点臭钱就可以回家摆脸色。"
起初聪子觉得只是要吉的自卑感作祟,多少还有几分同情。但渐渐地,她的火气也越来越大,于是夫妻间的口角逐渐变多。要吉似乎为了赌气,一拿到钱,就非得喝到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而聪子下班回来还得忙着煮饭、照顾孩子。每逢去水坝出差的日子,只好请邻居代为关照。
她甚至开始怀疑,外表懦弱的男人或许内心本来就潜藏着这种暴戾之气。
后来要吉甚至天天对她拳打脚踢,最要命的是,要吉的挥霍竟把全家人逼入贫困的绝境。纵然聪子有每月多达三万圆的收入,却连买米的钱都拿不出。孩子学校里的家长会会费和午餐费也一再拖欠,更别提给孩子买新衣服了。不仅如此,要吉还养成一喝醉就把睡着的孩子叫起来动粗的劣习。
知情的人看不下去了,把要吉出轨的事偷偷告诉了聪子。当她得知对方竟然是胁田静代时,当场愣住,气得要命。聪子对透露给她这一消息的人说不相信,想必当时的她一定一脸蠢相吧,她只是想在外人面前保持最起码的尊严。而没有冲去找那个女人兴师问罪,闹得人尽皆知,也是这个道理。
她回家低声诘问要吉,要吉却大剌剌地说:"跟你比起来,人家静代好太多了。我迟早要跟你离婚,娶那个女人。"
从此,只要夫妻俩一发生争执,这种话就会从要吉嘴里冒出来。
要吉开始把衣柜里的衣服拿去当掉换钱,反正聪子外出期间他可以为所欲为。到后来,连聪子的衣服也一件不剩,甚至没有干净衣服替换。从当铺换来的钱被他悉数拿去给那个女人——他才认识静代半年,一家人的生活就已变得如此窘迫。
聪子觉得这世上再没有人比她更不幸了,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一想到孩子的将来,她便恐慌得夜里连觉都睡不着。可天一亮,她还是得忙着用冰敷红肿的眼皮,挤出笑脸四处拉保险。
昭和二十几年二月的一个寒夜,聪子正在酣睡的孩子旁哭泣。她回家时不见要吉的人影,问孩子,孩子说爸爸傍晚便出门了。
十二点多、将近一点时,要吉回来了,猛敲大门。他们住的房子只有两间四叠半大的房间,如今榻榻米也破了,到处都是聪子用硬纸板修补的痕迹。她踩着破旧的榻榻米走下门口泥地,打开大门。
接下来发生的事,她在自白书里说得很清楚。
我先生醉得东倒西歪,两眼发直,一脸铁青。他看到我在流泪,就在孩子们的枕畔盘腿一坐,开始破口大骂:"你哭什么?老子喝点酒回来,你就故意掉眼泪给我看是不是!"
我回嘴说,我辛苦工作赚来的钱,有一大半被你拿去买酒,连小孩的学费都付不出来,米也没钱买,亏你还好意思每晚都喝得醉醺醺。
这些已经成为我们例行的吵架模式。不过,我先生那晚的脾气似乎特别大。
他气焰嚣张地这样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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