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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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感情必定是能够转移的，这种转移把握不好最容易走极端，要么极端仇视破坏欲极强，要么珍爱异常。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女人选择了后者，她把对孩子的渴望全部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因此，当时幼小的根本不懂人事儿的我除了本能地反抗过她之外，感情上很快就接受了她，小嘴儿甜甜地“娘，娘”地叫个不停。

    对于我的驯服，最乐的当数她，发自内心的笑经常溢之于言表。据说女人开心的笑能够美容，她原本丑陋的脸果真因灿烂而变美了许多。她对付我的武器，自然便是跟生母一样的甚至更加硕大的****，每当我哭，她便熟练地解开扣子把****塞到我嘴里，虽然没有生母那样浓厚的奶水，但足可以制服我。每当此时，她便得意而灿烂地笑。

    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离了她便无法入睡的习惯。看得出来，她并不反感我的这种恶习，而且尽一切努力地给我欢乐。她因为我而改变着自己，并因此而征服了我父亲。

    我当真应该感谢她，感谢她的****和她硕大的胸，要不是她，我绝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因为她给我欢乐，却并不溺爱，而且待我上学后又近乎苛刻地严厉，才让我最终读了大学。我当真应该叫她“娘”，尽管她有时候难免狭隘，关于这一点儿，我在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但她的这种狭隘是一种无法克服自己能力见识局限的为了他人的而绝无私利的狭隘。叫娘，当真应该叫娘，娘啊——！

    说到娘，便容易激动。农村小老头自我解嘲着，显然又动了情。大家或已听出，他在讲述中已多次动了情。

    他正不由自主地去拭眼，见自由从业者吃东西的模样古怪，便冲他说道，好了，别催了，我知道，既是烟酒的讲究，必要讲烟酒，但凡事总要有个序幕和背景，要不然，冷不丁说某个人死了，人们不免要问这人是谁？与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提到他？如果承认与你有关系，必还要继续一系列的疑问，诸如他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之后又有些什么后果？请节哀顺便云云。这便是中国人喜欢刨根问底的习惯。

    为了满足这个习惯，我们不妨把背景和序幕定得长一些，目的便是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我父亲和我娘，以便大家在今后的讲述中不感到突兀。

    在对我父亲烟酒的讲究进行全面考察之前，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关注一下对母亲大人的称呼。为此，我曾专门查过字典，“娘”和“妈妈”都是对母亲大人的称呼。

    在我们那个地方，对母亲大人的称呼原是一体叫做“娘”，大概因为经济的快速好转，人们逐步开始重视称呼，到我们这一代便出现了“娘”与“妈妈”混叫的现象，“妈妈”这个称呼因为城里人或者电影电视里的外国人都这么叫，似乎比“娘”又文明时髦了许多，到我的孩子这一代便一体地改称“妈妈”了。

    既如此，因为有两位母亲大人，我姑且把只生不养的那位叫做娘，虽非亲生却象亲生一样承担了教养义务的那位叫做妈妈。

    我父亲和我妈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经历了自支书刘老蔫儿开始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往往要领先于并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除了称呼之外，经济变革同样地让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变化，其实称呼上的改变实际上就是人的观念逐步改变的一个生动表现。

    与之相适应的便是生活方式的必然地逐步变化，譬如曾一度被视之为恶习的烟酒，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渐渐地被普遍地当成了一种时髦。逢年过节或者婆娘炒了顺口的菜，搁一个不大的杯子于桌上，慢慢地拧开酒瓶盖，摇着头，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斟满，嗞溜嗞溜地喝上一小口儿便裂一下嘴，忙不迭地去夹一口菜嚼着，借着酒兴向老婆孩子吹嘘一下其实老婆孩子都清楚的自己的丰功伟绩，或者点一根烟怡然自得地享受着。条件变好了，天天跟过年似的，自然会经常做顺口的菜，小酒当然也嗞溜嗞溜地常喝不断。

    这便是我对于烟酒的最初的因而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一种足以引以为傲的最潇洒的行为。

    可惜的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父亲没有一件类似于这样的光彩行为，在与小玩伴儿的争论中常常让我感到自卑不已。

    有一次，我受了委屈哭着跑回了家，我妈便教我说“俺父亲会喝酒”。之后我遇到尴尬就说“俺父亲会喝酒”，尽管常惹来嘲笑，胆气却毕竟壮了不少。

    由此便不难看出，当时的烟酒有多么流行，我又是多么渴望我父亲能喝酒，我有时候甚至会把我父亲想象成酒鬼，恍若看到他喝醉了酒与人拳脚相交，或者象其他同学的父亲那样醉卧于路旁，我和我妈吃力地抚着浑身是泥最好还沾染着部分血星却依旧醉睡不醒的我父亲，周遭围满了或指指点点或掩嘴而笑的大人或孩子。这种因盲目的自尊而产生的虚妄的幻象，常常能给我勇气，让我在突然间热血沸腾，顿生无穷豪气。

    说到底，喝酒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一时间成了有本事的代名词，不妨试想一下，有谁家的孩子不希望或者不把自己的父亲想象成能够顶天立地叱诧风云的大人物？

    我父亲这样说，烟酒是一种享受，讲享受必得要讲资格，在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人是没有资格去讲享受的。他所说的任务，即是指我成家。因此，一直到我毕业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他仍不肯去沾染烟酒，尽管我和我妈曾无数次地劝过他，因为我四年大学不仅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积蓄，而且让他负了一万余元的债。

    他从不怨天忧人，只怪自己无能，只要能怪自己，心里便安稳了许多。他不肯让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留下的债务而凭添哪怕是丝毫的负担，尽管他不可避免地束缚于自身的能力，但他仍勉力维持着。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不再难以理解我父亲何以会在我成功地做成了第一笔生意之后才去沾染烟酒的原因。

    我父亲第一次沾染烟酒完全是一次中了我和我妈圈套的被动行为：那天晚上，由于事先跟我妈串通好了要让我父亲开一次洋荤，因此，我破例早早回了家，回家时特意挑选了两包价格还算适中却只有村支书刘老蔫儿偶尔才能抽得上的烟和两瓶当时最为流行却只有村集体招待镇委书记那一级大官才肯拿出来用的那种酒。

    那一段时间是我和我妈特别高兴的日子，因为屡经周折，我终于拿到了凭自己智慧和劳动赚来的第一笔钱。我觉得这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证明，尽管当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要证明什么，但已足以令我激动不已，只觉得特别值得庆贺。

    当时家里的格局正明显起着变化，三个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我妈当然是我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凡是能让我开心的事，她都一概地坚决予以支持，因为只要我高兴，她便感到无比地幸福。因此，我父亲便称她为“无原则派”，而自己则自奉为顽固派。

    顽固派与无原则派之间的分歧便在于对待我未来职业选择的态度，是一种大目标趋于统一的对立，矛盾虽有时候甚为尖锐，但由于矛盾的本身便是无原则的，因而常常是模糊的因善良而不坚定的，更多的则往往转向皆大欢喜的结局。

    顽固派所说的原则，其实是一些残存的虽仍存有巨大惯性却早已丧失了锋芒的习惯和传统，所以说顽固派的自身便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倍加辛苦地劳作，勉力维持着生计，另一方面却竭力反对我把赚钱作为职业；一方面渴望而且尽全力帮我摆脱选择后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在为我所取得的成绩而闷闷不乐。

    在他看来，“学而优则仕”才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不必去赚太多的钱，只管赚个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安稳和体面，万一有哪天老天爷眷顾混个镇长市长干干，便会有小轿车经常停到自家门前，必是祖坟上冒了青烟，赖祖宗保佑，必定要去焚三柱高香，叩谢保佑之德。

    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老祖宗关于“光宗耀祖”的蜕变，在我们家尤甚，因为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那位秀才老爷便是我的先祖。这也是我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自觉长足了面子，便能常常保持心理平衡。甜蜜的自我安慰中，竟不觉已经到了靠劳动和智慧照样可以坐小轿车照样可以光宗耀祖的时代，尽管现实逼迫他不得不逐步认同这样的现实，但他仍在顽固地排斥着。

    且说那天他阴着脸刚进门便扑头盖脸问，听说赚了？声音里没有一丝热气冷得直让人发抖。

    我老老实实地答道，赚了。

    问，多少？答，四十万。

    四十万？他疑惑地瞅了瞅我，嘴里不由自主地反问着。疑惑归疑惑，四十万这个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的结果还是让他的脸色稍霁了些，见桌上摆了烟酒，他随口便来了一句“哇塞，好好奢侈啊”，伸手便去拿烟，却费了好大劲也没能把烟盒揭开，嘴里自我解嘲地咕噜着，奇了怪啊，这庄户人怎么就敲不开洋鬼子的门？

    我父亲从不多说话，象今天这种颇带有点儿戏谑意味的俏皮话实是难得，让在厨房里忙着做菜的我妈感到既意外又新鲜，她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忙活之余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冲想笑又不敢笑正勉强忍住的我连催，快帮你父亲点烟。

    我忙不迭地迎上去，帮着开了烟盒从中弹出一支递上为其点燃了。

    他从来没有吸过烟，自然便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只顾贪图想象中的潇洒，模仿着自己崇拜的某个大人物的姿势猛吸了一口，登时呛得咳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便已涕泪交加。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咳，他狠狠地把手中的半截烟头扔到了地上，用脚费力地踩了踩，轻声念叨着“这洋东西也******欺侮老实人”，去水龙头边洗了脸。从此，他再也没有吸过烟。

    这时候，菜恰好齐了。他用手轻抚着酒盒子，食指和中指在有节奏地轮番敲打着盒盖，发出一连串轻微的“嘭嘭”声，我妈接连催了好几次，他都不肯说一句话。突然，他顿了顿脚，快步进了里屋。

    我父亲是个怪脾气，常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我妈误以为他又犯了倔，便冲我直努嘴，示意我跟进去查个究竟：他正站到我家那把陈旧但结实的木椅上，翘着脚，手已伸进了旧式大衣柜上面的旧式木箱里在摸着什么，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出一个黑乎乎的状如政治家所说的“马眼杯”。

    他冲我笑了笑，待重又回到桌前才告诉我，别小看了这只杯子，竟是我那位秀才老祖留下的，是他去参加义和团之前用过的，后来他被抓去砍了头，这只小杯便成了他唯一的遗物，至今已传了四代。

    这只小杯看似平常，待我父亲慢慢地开了酒瓶而后小心翼翼地斟上酒，原本混浊的外表立即变得清澈起来，而且杯底慢慢浮起一层薄薄的油状物，酒香则更加诱人了。

    我甚觉奇怪，问我父亲缘故。父亲沉思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先祖就有喝酒之风，而且对器皿非常讲究，同样的酒用不同的酒杯去喝，酒的味道也会随之变化。

    细查古代先贤饮酒记录，譬如李白，果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耐心地品了一杯，却并没有发现酒味有何异常，依旧是苦辣苦辣的直呛嗓子。

    而我父亲虽从未沾染过酒之类的东西，却是连干二杯，且直嚷着“爽啊，爽！”他这一连串的滑稽的语言和动作，惹得我妈开心地笑个不已，可惜我娘便无缘得见了。

    两杯过后，我父亲便坚持不肯再喝，他慢慢地拧上瓶盖，依旧用那块红绸子把杯包了放好才开始吃饭用菜，吃得是那样欢畅。

    人生第一次的行为往往容易形成习惯，自那以后，必喝两杯便成了我父亲饭前的一门例行功课。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中午或晚上，后来连早晨也是非喝不可了。

    渐渐地我便发现，我父亲喝酒确有不少讲究：首先，或许是贪图便宜的缘故，他从不计论酒的优劣，只要能够称得上酒的东西便能对付。

    其次，由于喝两杯太少，他从不过多地关注酒饶，一根咸菜丝几颗花生米就能喝酒，更多的时候则是酒前酒中不吃东西，他说那样会坏了酒的味道。

    其三，非得用秀才老祖留下的“马眼杯”，否则便无法下酒。我父亲说，这就叫做品味，人还是有一点品味好。

    其四，喜欢独斟独饮，从不与人边饮边高谈阔论，饮后必眯着眼，沉思着，回味着，幸福感常常会与之俱来，充盈着，轻飘飘的欲死欲仙。我父亲坚持认为，人多便会伤了酒气，没有酒气便如同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岂不白白浪费？浪费本身就叫失了品味，失了品味是做人做事的大忌。

    他之所以会有如此稀奇古怪的念头，据说因为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他开始试着喝两口儿之后，村里几位善喝的人颇觉新鲜，便欲找他一试深浅。

    村里历来就有劝酒不劝饭的传统，一个人若要开喝，必要事先举办一个类似于仪式的聚会，遍邀村里善喝的人一展风采，即使你不主动召集，他们也会推举村里在酒上最有说服力的三位去主动找你。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倒并不单纯为了酒，主要想测试一下开喝者的酒量，以免在日后的酒场里失了礼数。因为只要在没宣布开喝之前，无论你参加如何宏大的酒场，人家都不会劝你酒。一旦开喝便要按开喝者的量劝酒，不足或者过量，都将被视为招待不周，主人通常要追究一般由善酒者担任的负责酒宴者也叫做“酒头”的责任，最常见的做法便是由“酒头”自罚一桌，以弥补对于客人招待不周的过失，而且在自罚的桌上，“酒头”必须开怀畅饮，直至烂醉如泥为止。

    这样的做法虽有些不近人情，但自古以来便是这样的规矩，任谁也无法撼动。由于决定必定是主人做出的，吃了喝了人家的便嘴短，遇有罚酒，“酒头”是不得推辞或借故逃避的，而且必须对重又到场的客人笑脸相迎，转着圈子逐一作揖赔不是。否则必定要重罚，最严重的，主人往往要领着老婆孩子到“酒头”家连吃三天。

    在我们那个地方，酒与饶两个字不仅在组词时紧密地连在一起，现实生活中也是饶随酒走，讲究大酒大饶，一桌酒席办下来起码要耗掉一亩麦地的收入。既是善酒者，便不能推脱“酒头”的差使，又要经常面对“赔了钱财又折面子”的尴尬，难免善酒者要如此小心翼翼。当然，也有例外，但例外除非是“酒头”对客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尽了全力劝酒，客人又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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