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教授说，命运该是存在的吧？要不然，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结局又为什么非要这样而不能那样呢？我的任务，就是给兄弟们充分地展示这种差距。

    话接上次，且说炒股失利后，我和丽萍商定，每月拿出一个人的工资用于还债，按当时的工资水平计算大约需要十五年的时间。

    由于不懂得算计，一个人的工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不可避免地总要超支。所以，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紧饥荒。

    怕什么偏来什么，我们这位同事因为急需用钱，三番五次催要不成，一气之下竟住进了医院。我和丽萍慌了，东作揖西赔笑求爷爷告奶奶甚至不惜许以高息才总算借到了还同事的钱。

    这还只是个开始，从那以后，类似的事常有，结果却是，饥荒不仅没能还上，反而因为高额的利息支出又加重了饥荒，这且不说，单是紧饥荒的那种扣不尽挖不出的感觉便无异于酷刑。

    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局面，丽萍又故技重演，但必是因为对我们两人的前途并不看好，发出了几十个请柬，被邀者虽都满口答应，真正到来的却不到十人，丽萍借款购进的高档夏装则只卖掉了一件，利润尚不够一瓶酒钱。

    赔了夫人又折兵，丽萍只默默地把这些我只闻其名而不辨真假的名牌夏装一件一件地强行穿到我身上，而后绕我转圈细细地端量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凄惨刺耳，泪珠子不停地打着转偏不肯掉下来。

    我小心翼翼地脱下来收好，根据标价，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件上衣。

    她收住了笑呆呆地立着，我轻抚着她，那瘦削的肩分明在剧烈地抖动着。

    之后，我们不得不开始节衣缩食，这是我们尽快还清饥荒的唯一办法。一向过惯了优裕生活的丽萍明显憔悴起来，常常莫名其妙地发火，因为几毛钱而与人争论不休。这时候，我们想的最多的自然就是下月能发多少工资离还清饥荒还有多久又如何地用好每一分钱从而更多地节约一分钱拿来还饥荒，经常不断地计算着，尽力地想象着还清饥荒后的幸福借以鼓励自己。

    恰于此时，大舅哥意外归来了，差距就体现在我这位失踪多年的大舅哥身上，所以，我必须带兄弟们走近他——

    他是丽萍唯一的哥哥，自小懦弱固执，极端地仇视劳动和读书，他的每一位班主任对他的评价虽都尽力地避免使用“傻”字，他的脑袋象灌了铅一样水泼不进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十岁上的一场热病更使他经常受到同龄男孩子的欺凌，倒是小他二岁的丽萍总护着他。所以，他只跟比自己小的孩子玩。家长们唯恐孩子随他学坏，便严令“不得与之玩”。所以，他很快连一个玩伴也没有了，总算捱到了初中毕业，自是与高中无份。

    父母不肯就此放弃，关系托关系地送他去上技校，希望他能学到一技之长。可他去了不到一周，便悄悄地溜了回来，声称生活太过艰苦，死活不肯再去。父亲不肯，百般劝说无效，大怒，便吊起来用浸了水的麻绳抽他用铁钳夹他，父亲累了，而他却始终不肯告饶一声。

    父母只好作罢，任由他去游手好闲。那段时间，他突然变得勤快起来，不仅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主动跑到学校去给丽萍送饭团子。丽萍记得，他那天的笑意怪怪的，忽然长大了似地一个劲地劝她好好学习为爹娘争气。第二天，他就失踪了。

    这已是七年前的事了，据父母回忆，他当时身无分文，因为他身上仅有的十元钱也被母亲因担心他经常乱花钱而没收了。

    按照当地农村找孩子的经验，家人找遍了附近所有的湾河沟塘后，未见踪影便向乡公安派出所报了案，报了案也没消息。

    就在父母对自己的傻儿子不再抱有幻想的时候，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字迹潦草而且不明不白，家人顺着邮址赶去寻找，早已人去楼空，至此再无音讯。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找到了丽萍。他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子，小腹有些隆起，身上的名牌西装略显紧张，恰把白衬衣适宜地露出来以显示主人的干净利落。

    他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妹夫热情了得，刚一见面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攥得我叫出了声才肯松开了手，尴尬地嘿嘿笑着。

    父母闻讯赶来了，自是喜极相拥而泣。没过多久，我女儿放学回来了，由于面生，她恐惧地盯着他直往外婆的身后躲，他确是逗孩子的高手，也不知用了什么招法，只一会儿的功夫，女儿便没大没小地与之嬉闹起来，嬉闹声不绝于耳。

    他是这个团体的中心，中心离开了，所有的寒暄和热情才告一段落，尽管这些寒暄和热情似乎还刚刚开始，或许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过，倒给我提供了认真打量他的机会：

    大鼻子，小眼睛，两片厚嘴唇象两块肥肉似地向外倒翻着；头顶秃得厉害，四周的长发便故意收拢在在头边，象密密麻麻盘着一圈圈铁丝网；如果再要仔细看，尽管他西装革履，嘴角偶尔地还会翘起一丝牛气，却总给人轻浮、虚华、不够踏实的感觉。

    到底大舅哥是否象外界传言的那样发了大财，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他似对自己这七年的经历忌讳莫深，不仅从不主动提及，即使有人提及，哪怕是自己的家人，他也从不去说，只一笑了之。

    说他发财的理由大致有三：一、帮我和丽萍还清了饥荒；二、没动父母一分钱，自己开了茶店；三、出手阔绰，从不与人计较金钱上的得失，而且常说，钱这东西只有在花的时候才叫钱，存到银行或放到家里不动都只能叫废纸。

    虽然我们勿需过多地去说这些猜测，却必是因为这些猜测才有不少人上门提亲——当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且不说相貌上的寒碜，单是话一急就结巴得说不出来这一点儿，就足以让他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而他却自视甚高，非要找一个象他妹妹那样的硕士生不可。谁都知道，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他愣是不肯自降门槛，父母虽心焦如焚却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再去看他的经营：他并没有太高的追求，或许他压根儿就不是搞经营的料——除了“重诚信，凡答应了人家的事必想方设法去做好”之外，只一味地低价，不仅利润太薄，而且遭到了茶商的联合排挤。对于排挤，他竟能做到不以为意，似乎与他毫无关联。

    那阵子，我们这地方盛传花茶能治病，花茶便脱销，茶商们自要抢进花茶。这位茶商，常怪大舅哥的低价影响了他的生意，便借故请大舅哥，席间却痛哭流涕谎称老母病重向大舅哥借钱，大舅哥平日里最孝，更见不得人哭，毫不迟疑地便把自己准备进花茶的钱全部借给了茶商，茶商则利用大舅哥的钱狠狠实实地进满了花茶。之后不久，花茶能治病的谣传不攻自破了，花茶的价格狂跌。

    关于借钱茶商的伎俩，也不能说大舅哥完全不了解，但他却宁肯相信他的话，在他看来，人都是好的，所谓的坏人不过是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去想的，没有骨子里的坏人，既然人家话能说到那个份儿上必有难处，谁没有个难处呢？所以，当借钱茶商再次找到他要求以茶抵款时，他二话没说就以原价吃进了茶商积压的全部花茶。

    岂料交接手续刚刚办完，关于花茶能够美容保健甚至抗癌的传言又盛了起来，花茶价格随之暴涨，大舅哥着实发了一笔，而茶商则只有空自慨叹命中无财的份儿了。

    有了这笔钱后，大舅哥好吃懒做的原相毕露了，终日里与酒为伍，一天当中真正清醒的时间总共算起来绝不会超过四个小时。

    生意上的事就这样，稍有疏忽，很快就出现了大幅滑坡，而且他显然再也没能遇上那样的幸运。只过了不长的时间，他就开始经常三头五百地找我借钱，足以证明他手里头的资金已捉襟见肘起来。

    为此，丽萍大为恼火，再三叮嘱我要把账记好，发誓说还清了他的饥荒后再不理他。

    说不理他，毕竟还是亲兄妹，便总设法要帮他。岂料他大为光火，说什么他最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那一套，竟毫不领情。

    如此下去，他已不得不辞退店里的伙计来维持了，据说，辞退店里伙计那天，他照旧醉了酒，因醉酒无法与伙计结账，逼得几个伙计只好搬走两厢茶叶抵顶工钱了事。以这样的状态，不要说他所要的标准，能讨上一房老婆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根本再无人提亲。从此，家里人不再理他。

    家里人可以不理他，而我们不能，因为家里人很快就又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了——所谓“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忙断肠”，这话竟还有当真的时候，大舅哥居然与北京某名牌大学只有二十五岁的硕士生阿芳成亲了！

    记得那是秋后的一个周六，我们一家三口照例去岳父家度周末。十八点十八分，我们莫名其妙地被带到县城的一家于当日十八点十八分开业的豪华酒楼。酒楼里灯火辉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却只有我们一桌客人，反而显得有些冷清。正莫名其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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