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恩沉思一番,决定调整策略。既然现成的资源不足,唯有自力更生。他请李岩尽力搜集县内的铁质农具后,直接提出征用松江县所有相关工匠的需求。
李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明代的工匠与军人一样,社会地位低微至极。初期的明代,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沿袭自元代。尽管废除了元代按种族划分的等级制度,但军籍和匠籍却被保留下来。明太祖朱元璋明令规定,军户和匠户需世袭其职,终身无偿服务,户籍不得轻易变动。然而,这样的重负下,许多工匠的生活举步维艰。到了明代中期,大量工匠私自逃离,迫使政府不得不改革匠户服役制度。嘉靖年间,轮班制的匠户服役终于被彻底废除,改为除坐班匠户外,其余匠户每年缴纳一定银两即可自由谋生。即便如此,匠户在官府眼中的地位依旧低于民户,且各县城匠户数量固定,易于征召。因此,李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
因李培恩急需铁器,李岩一刻也不耽误。谈妥后,立刻派人传唤县里的捕头来处理此事。见捕头准备离开县衙,李培恩担忧他会借此欺压工匠,于是召唤两名锦衣卫随行,以防万一。实际上,李培恩并非多虑,他深知这个时代底层官员对待平民的态度。如今江浙地区富裕丰饶,年年丰收,但仍有许多农民生活艰难,主要原因就是官员们的苛刻剥削。单说每年的粮食征收,不知多少家庭因此家破人亡。
两名锦衣卫跟随捕头外出后,李岩又让人拿来县衙的匠户名录供李培恩查阅。粗略浏览一遍,李培恩发现松江县虽号称大县,但匠户仅有一百四十多家。其中石匠和铁匠加起来不过四十来户,这还包括炼铁和打铁的。然而,让李培恩颇感惊喜的是,这百余家匠户中竟有一半左右是造船工匠,这对李培恩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资源。
合上手中的匠户名录,李培恩思考片刻,问道:“坐班匠户有多少户?”
李岩摇摇头,回答:“很少,只有几户,大多数匠户都选择每年交纳银钱以替代劳役。”
对此,李培恩并不惊讶。坐班匠户就像后世的国企职工,指的是长期在官方工坊工作的匠户。然而,正如后世许多国企常年亏损一般。
指望那些薪水微薄,时常消极应对的工匠维持一个官方工坊,简直是痴心妄想。一旦官方发现旗下的作坊开始亏损,收支失衡,自然而然,他们会关闭这些工坊,将工匠们释放到民间自寻生计,同时根据朝廷规定,每年收取四两五的服役银。这些工匠在社会上往往能依靠手艺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因此,双方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这些工匠在外赚取多少,只要他们仍是匠籍,官府一声令下,就能征召他们入伍。然而,李培恩并不打算招募一群只求混过服役时间、消极工作的工匠。于是,思考片刻后,他对李岩说:“还得麻烦李兄帮忙,先把这些县里的石匠和铁匠召集起来,我想先跟他们见个面。”“见他们?”李岩皱眉,心中疑惑,但他没有追问,爽快地答应了。商定这两件事后,李培恩告别县衙,离开。他还需在松江县的码头租赁仓库,尽快卸下船上的粮食,以便船只空出来,早日返回常州府接运更多灾民。抵达松江县外的码头,李培恩在锦衣卫去寻找仓库之际,找了个茶摊坐下,点了一碗米酒团子,慢慢品尝,权当早餐。昨天奔波一天,晚上回来已晚,他只能和陈晖他们啃些干粮。今天连早饭都没吃,这碗米酒团子正好填饱肚子。米酒团子吃得差不多时,外出打听仓库的锦衣卫带回了一个管事。管事看到李培恩,先是惊讶于他的年轻,随后迅速调整表情,恭敬地拱手问好:“吉安商号管事鲍贵见过大人。”“吉安?”李培恩好奇地问了一句,指向对面的凳子:“请坐。”“谢大人。”鲍贵道谢后,才恭敬地坐在李培恩对面。看着鲍贵的模样,李培恩不确定这位商行管事对所有人都如此谦恭,还是他已经看出了自己身份的不同寻常。不过,李培恩没有深究,此刻他更感兴趣的是管事提到的商会名字。吉安古称庐陵,位于江西,明朝初年由朱元璋改为吉安府。李培恩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他在分析当前朝廷局势时发现,除了江南,江西人在朝为官的数量最多,而其中尤以吉安府最为突出。
身处松江之地,竟偶遇一位来自吉安的商行主管,这在当今实属罕见之事。
“您刚才提到贵商行名为吉安商行,是指江西的那个吉安吗?”
鲍贵微微一礼,恭敬地回应:
“大人所言不差,正是江西吉安。”
话音刚落,未待李培恩发问,他主动详述起来:
“小人所在的吉安商行,初创之时,是由几位吉安本地东家合力创建,为求公正,故命名为吉安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