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女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女!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31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玳瑁纽扣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电话地址本保险单
打字机支票簿旅行闹钟
西服汽车证件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资料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法郎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婊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