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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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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警方问及赫普曼经常没有工作,但日子过得似乎并不那么紧巴时,赫普曼回答说他一直都在做股票并且手气不错。这点后来也得到证实。而且,赫普曼又说,他还和一个朋友埃塞多·费奇,一起倒腾毛皮生意,警察在他家搜出的海豹皮就是他俩共同拥有的。埃塞多·费奇于19年1月初回德国过圣诞节,第二年月9日因患肺结核在那里去世。

    赫普曼甚至向办案人员承认了他是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但在两件事情上他却撒了谎,一是说他不曾有过犯罪记录,二是否认他还有更多的金圆券。

    警方继续在赫普曼的住所搜查。一名警探注意到车库墙上有一块木板似乎与整体格局不太协调,“也讲不出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对劲。”这位警探后来说。木板被撬开了,里面藏了两个小包,一个包里是10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另一个包里有8张。

    这个新发现使办案人员兴奋不已。他们掀翻了整个车库,又找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有1个小包,共计1190美元,全部都是赎金金圆券!加上后来再找到的840美元,一共是1.46万美元,占全部赎金的将近三成。办案人员认为,这就叫做“证据确凿”了。

    赫普曼对此又作何解释呢?他给了一个警方称之为“费奇故事”(FischStory)的说法。“费奇”与英文中的“鱼”(fish)发音接近。FishStory(鱼的故事)的原意是讲,一个人去钓鱼回来总是吹嘘他钓的鱼有多么大,但是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因为美国人钓鱼只是为了娱乐,等鱼上钩后又放回到水里。赫普曼说,埃塞多·费奇赴德国探亲之前,曾在他家里寄放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毛皮、一个箱子和一只鞋盒。他们当时把鞋盒放到厨房柜子的最顶上一层,后来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赫普曼被捕前三周,194年8月底下了一场大雨,厨房的屋顶漏水,赫普曼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搬出来时,才又看见那只鞋盒。赫普曼恐怕里面装了什么不能沾水的东西,打开一看,竟是满满的一盒美金现钞。埃塞多·费奇临走之前欠下了赫普曼7500美元,赫普曼思忖再三,觉得可以从中取走属于自己的部分,于是他便开始使用费奇留下的金圆券。赫普曼说,这件事他从没对安娜透一丝儿口风,只是自己悄悄地把钱重新包好,藏在了车库里。

    办案人员自然是不愿意相信赫普曼的供词。但当时的情形是,赫普曼在讲这番话时已经被连续逼供近0小时。口齿不清,神志不清。干警察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几乎无人能“编”出如此不说是天衣无缝也可算说得过去的“谎言”,何况赫普曼所言在被捕前三周左右开始使用这些钞票的说法,和194年9月赎金纸币在市面上重新出现的事实相吻合。除了警方,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

    不久,从德国方面传回的消息又揭穿了赫普曼的另一个谎言。

    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于1899年11月6日生于德国与现捷克共和国接壤的边境小镇莎可森尼一户农家,他一直长到14岁才进学校念了几年书,然后就拜师学徒做木匠。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姐姐随婆家去了美国,三个当兵的哥哥都在一战前线打仗。当他年满18岁也被征兵时,两个哥哥已经阵亡,另一个不知下落。父母都舍不得把最后一个儿子送上前线,但赫普曼却从残酷的战争中活过来了。他曾两次负伤,一战结束的那一天他正躺在医院里。后来,布鲁诺失踪的哥哥也回到了老家。

    战后德国的经济恐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困境。在短短的几年里,布鲁诺·赫普曼因偷盗抢劫如食品、煤炭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而两次被捕。第一次他在监狱里蹲了四年,第二次侥幸逃出后,赫普曼打定主意去美国。身无分文,他只能偷偷混上轮船。不幸的是,他两次被人发现,其中一次甚至已经踏上了美国国土,但最后还是被遣返回德国。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赫普曼终于在第三次偷渡成功。他住进了纽约的德国区,结交了不少朋友,还找到了一份工作。198年,他娶了在餐馆做女招待的安娜,两口子克勤克俭,拼命挣钱。不久,赫普曼因精湛的技艺而被接纳为木工工会会员。

    和所有的非法移民一样,赫普曼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去招惹警察。在他和埃塞多·费奇打交道之前,他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费奇路数极多极野的传说,有人甚至讲费奇与黑社会有什么瓜葛。但赫普曼到底还是和费奇合伙做起了毛皮生意,而且由于费奇的神通广大,他们的生意做得还很不错。后来——在赫普曼被处以死刑之后——警方查出埃塞多·费奇经常利用他与黑道的联系买“黑钱”,即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买入卖主的不义之财,再按面值使用。这当然必须得十分小心,否则一旦被逮着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据说布鲁诺·赫普曼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费奇的“黑钱”坑了的人——如果那些赎金钞票真是费奇的。

    出租车司机约塞夫·庇隆是第一个指认赫普曼的证人,尽管他以前曾说过记不清让他给康顿博士送条子的人是什么模样。在警署辨认的时候,赫普曼的两旁站着几名人高马大身着便衣的警察,庇隆一眼就认出了他。西西·芭,那位电影院的售票小姐,以及瓦尔特·莱尔,加油站工人,也先后在相同的情形下指认赫普曼为持币者。只有约翰·康顿博士始终不敢确定赫普曼就是“墓地约翰”。

    一天,警方拿来一根木条,说是从赫普曼儿子房间的小储藏室里拆下来的。木条上面有用铅笔写下的约翰·康顿博士的电话号码。赫普曼始终不承认那是他写的,甚至怀疑木条是否真的取自他家。在赫普曼被判处死刑之后,有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证实,一位名叫汤姆·卡撒地的记者写下了这个号码,最初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有关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为赫普曼减刑或赦免。多年后有人提出质疑道:一个人若是家里没有电话,他怎么可能会把电话号码写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子里?

    查尔斯·林勃始终未曾与绑匪谋面,他只在两年前的4月日夜晚听到那一声“嗨,博士”。据约翰·康顿博士说,他听到的是“嗨,博士,这儿,在这儿”。当警方请他辨认声音时,林勃一开始坦承当时他隔了一条马路坐在车里,距离讲话的人大约00多英尺,差不多有一个街区之遥,听得并不是十分真切。但当办案人员让赫普曼说“嗨,博士,这儿”时,林勃马上说,这就是墓地里传来的那个声音。

    至此,布郎克斯法院自认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布鲁诺·赫普曼接受和使用赃款。但诺曼·西瓦可普上校则希望将赫普曼引渡回新泽西州受审,为此警方必须证明赫普曼涉嫌绑架杀害小林迪。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把赫普曼与绑架案连在一起。赫普曼的律师已经从梦佳丝蒂公寓拿到了他在19年月1日的工作时间卡,证明在小林迪遭绑架那天,赫普曼确如他告诉警方的那样,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不在现场的证据。

    新泽西州自始至终参与了纽约警署侦破此案的一系列行动,包括追查赎金金圆券、逮捕、鉴认,和审讯赫普曼以及搜查赫普曼住所等。当新泽西州警探路易斯·波曼第二次到赫普曼家时,他认准阁楼地板的木料和绑匪留在林勃庄园的木梯上第16块踏板相同,而且非常肯定地说地板上缺了一块。这种说法的牵强附会和荒唐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试想,赫普曼本人是一个木匠,他若是想修只梯子,完全可以顺手从随便什么地方找一块料,何苦要拆自家的楼板呢?再说,绑匪对此案的策划细心到连指纹都没有留下,又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大个破绽?但当时警方的急于求成,舆论的一边倒,再加上林勃上校的名声和小林迪的悲惨结局,使公众不去追究诸如此类的细节。人们只想尽快抓到一个不管什么人替查理偿命,哪怕是只替罪羊呢。当被告方律师要求查看阁楼时,警方一手遮天根本就不允许他们踏进赫普曼家门一步。

    新泽西州警署的另一个“突破”是终于找到了一个“目击者”。米拉德·怀特住在梭罗岗一间破房子里。绑架案发生后,警方和记者曾多次找他了解情况,他一直说他从没在附近见到过一个生人,无论是案发的当日,或当夜,或前后几天。米拉德·怀特在邻居中的口碑不是特别好,他好吃懒做,“说谎话就和别人说真话一样顺溜”。事隔两年,米拉德突然想起在小林迪被绑架前,他曾看见一个相貌与赫普曼相似的人开车经过。多年后有报道说,米拉德试图向警方要钱,因为办案人员曾许诺给他00美元让他按照他们所吩咐的话出庭作证,但后来只给了他0美元。

    有了这两个证据和证人,新泽西州警署成功地把罪犯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引渡到了自己的领地。

    新的证据证人还在继续出现。同时,办案人员开始走访那些可能为赫普曼出庭作证的证人,多半是赫普曼的邻居和熟人。结果是,除了赫普曼夫人安娜和少数几位挚友,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人都改变了证词,或拒绝出庭。多年后,这些人声称他们曾遭到警方公开的恫吓、威胁和连续不断的骚扰。

    在0年代的美国司法界,靠栽赃编织罪名的事时有发生,但像林勃-赫普曼案这样公开作弊漏洞百出的实属罕见。更离谱的是,新泽西州检察长办公室发出传票,要求被告方律师将本案有关证据送去验证,结果连同梦佳丝蒂公寓工作时间卡在内的0多件物证一起不翼而飞。据说此事令布鲁诺·赫普曼的首席辩护律师爱德华·雷立十分沮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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