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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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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习以为常的艰辛生活。加里心情很坏,现在坏上加坏,因为他饿着肚子,没有酒喝,右小腿又起了讨厌的皮疹,此前一天,他碰到了一丛利特雷10灌木,感染了。我是在圣地亚哥一家拥挤的酒吧遇到他们俩的,在那儿,喝过五六轮皮斯科拉?后,阿方索建议来一次远足,去阿波金多瀑布,小时候他父亲常带他去那儿。第二天我们便徒步出发,夜里在瀑布边露营。我们吸了大麻,耳中水声轰鸣,头顶上是繁星拥塞的辽阔夜空。此时我们正艰难回返,去阿波金多圣卡洛斯搭公共汽车。

    加里戴着一顶科尔多万帽,他把大帽檐向上一推,拿手绢擦了擦脑门。回去得走三小时,马科斯。他说。

    三小时,懂不?阿方索附和道。

    我知道。

    可你还是要去?

    对。

    就为一张相片?阿方索问。

    我点点头。我不想多说,因为他们不理解。我自己理解吗?我不清楚。

    你知道你会迷路的。加里说。

    很有可能。

    那就祝你好运了,朋友。加里说着,伸出了手。

    疯狂的希腊人。阿方索说。

    我哈哈大笑。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叫作疯狂的希腊人了。我们握了手。加里调整好背包的肩带,他俩便转身上了山间小道,走到转弯处,加里挥了挥手,但没回头。我沿着我们刚刚来的路往回走。实际上我花了四个小时,因为正像加里预测的那样,我迷了路。到露营地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到处找,在灌木丛里蹚,往石头缝里瞧,一无所获,越来越慌。后来,就在一筹莫展,准备放弃之际,我瞥见矮坡上的灌木丛中白花花地一闪。我找到了照片,它卡在一堆乱蓬蓬的刺藤中间。我摘出它,弹落尘土,眼中满溢着如释重负的泪水。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在加拉加斯,我睡在桥下。在布鲁塞尔睡青年旅社。有时我挥霍一番,找家好酒店,要个房间,洗个热水澡,刮刮胡子,穿着浴衣吃饭。我看彩色电视。那些城市,道路,乡村,我遇见的人们,统统变得模糊起来。我对自己说,我在寻找某种东西。可是一种越来越来强烈的感觉告诉我,我在流浪,在等待着临于我身的大事件,它将改变一切,它在让我用过往的全部人生,为它的到来做着铺垫。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在印度的第四天。我跟着闲荡的牛群,踉踉跄跄走上了一条土路,世界在我脚下歪斜着。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呕吐。我的皮肤黄得好像纱丽,感觉有无形的手,在活活剥着我的皮。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躺倒在路边。路对面有个老头,正在一口大铁锅里搅着东西。他旁边是个鸟笼,鸟笼里是一只蓝绿相杂的鹦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贩推着满满一车空酒瓶,从我身边经过。这就是我记住的最后一件事。

    四十一四十二

    我在一间大屋子里醒来。空气中热浪迫人,弥漫着类似哈密瓜腐烂后的味道。我躺在一张钢架单人床上,为了不硌人,床上铺了床垫,没弹簧,不及一本平装书的厚度。房间里塞满了同样的床。我看见一条条枯瘦的胳膊垂在床边,一条条火柴棍一样的黑腿,支棱在污迹斑斑的床单之外,一张张牙齿残缺的嘴张开着。天花板上毫无用处的吊扇。墙上大块的霉斑。窗户挨着我,灌入灼热而黏稠的空气和刺目的阳光。护士是个膀大腰圆、面带怒容的穆斯林汉子,名叫古尔?,他告诉我,我将死于肝炎。

    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我要我的背包。什么背包?古尔冷冰冰地问。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的衣服,钞票,书,照相机。小偷只给你留了这个。古尔用叽里嘟噜的英语说着,朝我旁边的窗台一指。是那张照片。我拿起它。萨丽娅,她风中飞舞的长发,她周围翻卷的白浪,她礁石上的赤足,爱琴海在她前方骤然升腾。我喉头哽咽。我不想死在这儿,死在这些陌生人中间,死得离她如此遥远。我把照片插到了玻璃和窗框之间。

    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

    邻床的男孩长了张老头子的脸,憔悴,凹陷,形销骨立。他小肚子鼓起着,里面长了个保龄球大小的瘤。只要护士一碰到那儿,他就死死地闭起眼睛,嘴巴猛地张开,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哀号。这天早晨,有个护士,不是古尔,想喂他吃药,可这孩子把脑袋扭过来,扭过去,嗓子里发出刨木头的声音。最后,那护士硬生生掰开他的嘴,把药塞了进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过头。我们隔着床空儿,四目相交。一颗小小的泪珠滑出,滚落到他脸上。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苦难,绝望,在这个地方,就像海浪。它从每一张床上翻卷而出,撞击着发霉的墙,再朝你扑回来。你会淹死在里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时候,我也想睡。我吃他们给我的药,药让我再次睡着。要不然,我就看着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阳光滑过帐篷巴扎和陋巷里的茶馆。我望着小孩们在那儿打弹子,他们脚下的人行道已经烂成了臭泥沟,老婆婆们坐在门口,缠腰布的街头小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卖金盏花的花环。房间另一头,有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马纳尔,意思是“指明灯”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们揍他。没人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死,只知道他横竖都是死。没人来看他,等他死了——从现在算,再过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也肯定不会有人来认尸。不会有人伤心,不会有人记起。他将死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里。他睡觉时,我发现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阳穴,看他的大脑袋,大得与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块颜色明显的疤,古尔跟我说过,给他母亲拉皮条的家伙有个习惯,总在这孩子嘴上捻烟头。我试探着跟他讲英语,又用我知道的几句乌尔都语搭话,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时我把两手搭在一起,在墙上做几个动物模样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有一天,马纳尔指了指窗外。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却只看到云后的一小块蓝天,往下看,街边水桩喷涌,孩子们以水嬉戏,一辆公共汽车喷吐着废气。然后我意识到,他指的是萨丽娅的照片。我把它从窗子上取下,递给马纳尔。他拿着照片,贴近自己的脸,对着那烧过的一角,凝视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尝过海水的咸,是否曾经注视着海潮从脚下退去,并为此感到头晕目眩。也许,虽然他看不到萨丽娅的脸,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亲缘,因为她知道痛是什么感觉。他把照片递还给我,可我摇了摇头。你留着吧。我说。他脸上闪过少许怀疑。我笑了笑。然后,尽管不能确定,可我感觉,他还了我一个微笑。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

    我战胜了肝炎。我证明了古尔是错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让他吃了一惊,因为我问他,我能不能留下来做义工。他昂起头,皱着眉。到头来我不得不去找护士长。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浴室里满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马纳尔抱进浴室,用两条胳膊托着他赤裸的身子,留心着不要颠到他。我以前见过一个义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轻轻把他放到条凳上,等他喘口气,再用温水冲洗他瘦小、脆弱的身体。马纳尔总是安静、顽强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头,耷拉着脑袋。他就像一个受了惊吓、骨瘦如柴的老头子。我拿打过肥皂的海绵,擦过他的两肋,脊椎的节突,两片鲨鱼鳍一样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药。按摩脚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给他按了,按得不紧不慢。他睡着的时候,萨丽娅的照片总是半塞在他枕头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出了门,久久地、漫无目的地走在城中,一心要逃离这医院,逃离病患和将死之人的集体喘息。我在多尘的晚霞中走过街道,路边是涂鸦污损的墙,卖货的铁皮棚子一个挨一个,紧紧挤在一起。我穿过小路,路边有些小女孩,头上顶着满筐的生粪,一些浑身炭灰的女人,在巨大的铝桶里煮着破衣烂衫。我在翻猪槽?一样的小巷里左拐右转,老是想到马纳尔,在病房里等死的马纳尔,那屋里塞满了像他一样不成人形的人。我也老想到萨丽娅,坐在礁石上远眺大海的萨丽娅。我感觉到,在我心底深处有某种东西牵扯着我,像海里的回头浪一样拉拽着我。我想屈服,就让它把我掳去好了。我想放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从现在的这个我脱身而出,抛开一切,就像蛇丢弃旧皮。

    我并不是说马纳尔改变了一切。他没有。我继续迷乱地游走于世界,又过了一年,最后终于进了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坐在角落里的桌前,低头看着一份医学院的入学申请。在马纳尔和这份申请之间,有我在大马士革度过的两个星期,在那儿,除了两个女人的笑脸,我几乎再无其他的记忆,她们画着浓浓的眼线,每人镶了一颗金牙。也有在开罗地下室里度过的三个月,那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分租式公寓,房东抽哈希什抽上了瘾。我花萨丽娅的钱在冰岛搭公共汽车,跟随着慕尼黑的一支朋克乐队。1977年,我在毕尔巴鄂的反核示威中,断了一只手肘。

    然而,在安静的时候,在那些漫长的旅程中,当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或是卡车的车斗里,我的思绪总会兜回到马纳尔身上。想着他,想着他临死前极度的痛苦,以及我面对痛苦时的束手无策,这让我做过的一切,我想做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牢靠了,就像临睡前的小小保证,醒来时便已忘得一干二净。

    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我放下了快门。

    那年夏末的一个夜晚,我得知玛达丽娜要去雅典了,留下萨丽娅和我们待在一起,起码要待一小段时间。

    “就几个星期。”她说。

    我们在吃晚餐,我们四个,有一道白豆汤是妈妈和玛达丽娜一起做的。我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萨丽娅,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才对玛达丽娜的消息感到突然。显然是的。萨丽娅平静地向自己嘴里喂送着食物,每当勺子送到,她便将面罩轻轻撩起,就那么一点儿。此时她讲起话来,吃起东西来,已经不再让我心烦,起码不像看到一个老年人,戴着不合嘴的假牙吃东西那样心烦,妈妈多年以后就是那个样子。

    玛达丽娜说她拍完电影之后,就来接萨丽娅,她说电影应该圣诞节前就能完成。

    “说实话,我要把你们全接到雅典。”她说,脸上洋溢着惯常的愉悦。“咱们一起参加首映礼!那该多棒啊,对不对,马科斯?咱们四个,盛装打扮起来,漂漂亮亮,仪态万方地走进戏院。”

    我说对,不过我不太敢想像妈妈穿起花哨行头,仪态万方地走进任何东西的模样。

    玛达丽娜唠叨了一通这样的安排如何如何好,又说过两个星期,等学校开学,萨丽娅就能够跟着妈妈恢复学习——当然是在家里。她说她会给我们寄明信片,给我们写信,寄电影剧照。她还说了好多别的,可我听不进那么多。此时我的感觉就是心里的巨石落了地,从头到脚一阵晕眩。我对夏季行将结束的恐惧,如同我肚子里的一个绳结,每过去一天,便缠得紧一些,而我要备好一副铁石心肠,去迎接日益迫近的告别。如今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渴望着在早餐桌上见到萨丽娅,聆听她声音里那些怪异的动静。我们勉强吃点儿东西,便出门爬树,在大麦地里互相追逐,分开庄稼,发起冲锋,呼喊着战斗的口号,蜥蜴在我们脚下四散奔逃。我们在山洞里藏起了假想的财宝,还在岛上找到了几处地点,可以传出最棒、最响的回声。我们用自己的针孔相机,拍下磨坊和鸽舍的照片,拿给鲁索斯先生,让他帮我们洗印。他还让我们进他的暗房,教我们摆弄不同的显影剂、定影剂和停显液。

    玛达丽娜宣布要走的那个夜晚,她和妈妈在厨房一起喝了瓶葡萄酒。玛达丽娜喝掉了大部分。此时萨丽娅和我待在楼上,正在玩塔弗利棋?。萨丽娅占据了玛纳位?,而且已经将她的一半棋子移到了自己的主盘。

    “她有情人了。”萨丽娅摇着骰子说。

    我吓了一跳。“谁?”

    “‘他问是谁’。你认为是谁?”

    这个夏天,我已经学会了从萨丽娅的眼神中读出她的表情,她这会儿看着我,一如我站在海滩上,问水在哪儿。我想赶快补救一下。“我知道是谁。”我红着脸说“我的意思是,谁是那个你知道”我只是个十二岁的男童。我的词汇表里还没有“情人”这样的词。

    “你猜不到吗?导演。”

    “我正想说来着。”

    “埃利亚斯。他是个人物。他把头发往下梳,就像二十年代那样。他还留了点儿小胡子。我猜他认为这样很潇洒。他很可笑。他认为他是大艺术家,毫无疑问。我妈也这样认为。你真该看看她跟他在一起是什么德行,她很腼腆,很听话,好像因为他是个天才,她就得低眉顺眼,事事都由着他。我真不明白她怎么就看不出来。”

    “玛达丽娜阿姨会嫁给他吗?”

    萨丽娅耸了耸肩。“她对男人的品位是最差劲的。最最差劲的。”她摇了摇手里的骰子,似乎在重新斟酌。“安德烈亚斯除外吧,我认为。他挺好的。相当好了。不过呢,板上钉钉,她要离开他了。她总是上那些王八蛋的当。”

    “你是说你父亲也是?”

    她眉头稍微一皱。“我父亲是个陌生人,她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遇到的。下着大暴雨,在一个火车站。他们一起过了一个下午。我不知道他是谁。她也不知道。”

    “哦。我记得她说起过她第一个丈夫。她说他喝酒。我还以为”

    “呃,是多利安吧。”萨丽娅说。“他也是个人物。”她又把一枚棋子走到了自己的主盘上。“他老揍她。本来和和气气,笑眯眯的,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变得暴跳如雷。跟天气一样,怎么能变得这么快?他就是那个样子。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基本上啥也不干,就是在家里躺着。喝起酒来他真没记性。比方说,他就让水龙头那么开着,把家给淹了。我还记得他忘了关炉子,差一点儿烧光了所有东西。”

    她拿棋子摞出一座小塔,又默默地花了点时间,把它弄结实。

    “多利安真正爱的只有阿波罗一个。所有邻居小孩都怕他怕得要死——我是说阿波罗。几乎没人见过他,只是听到他在叫。这就够让人害怕的了。多利安把他拴在院子后头,用大块的羊肉喂他。”

    萨丽娅说不下去了,可我不用费劲也能想得出来。多利安喝高了,狗没人管,没人拴,在院子里溜达。纱门是开着的。

    “你那会儿多大?”我低声问她。

    “五岁。”

    然后我问了那个从暑假开始、一直挂念至今的问题。“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我是说他们就不能”

    萨丽娅移开了目光。“请别问了。”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感觉在这几个字后面,一定是深深的痛。“我累得要死。”

    “对不起。”我说。

    “改天我一定告诉你。”

    她后来确实告诉了我。糟糕的手术,灾难性的术后伤口感染导致了败血症,引起了肾功能和肝功能衰竭,也吞噬了新移植的皮瓣,迫使医生不仅将皮瓣割除,还从她残留的左脸上切去了更多的组织,同时锯掉了部分下颌骨。由于并发症,她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她差一点就死了,应该死了。从那以后,她就不许医生再碰她。

    “萨丽娅,”我说“我还要再说对不起,为我们刚见面那天发生的事。”

    她翻起眼睛看着我。早先那种顽皮的光又回来了。“你早该说对不起。可是没等你吐得满地都是,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是个蠢货。”

    玛达丽娜走的时候,还有两天就要开学。她穿着紧身的奶油色无袖长裙,绷出苗条的身段,戴一副牛角框太阳镜,头发用白丝巾紧紧扎住。她这身打扮,就好像担心自己身上哪个地方会垮掉,好像她就是要让自己这样紧绷着。在蒂诺斯城的渡口,她拥抱了我们大家。她抱萨丽娅抱得最紧,时间也最长,嘴唇抵住萨丽娅的头顶,给了她一个久久的、死死的吻。她始终没摘下自己的墨镜。

    “你也抱抱我。”我听见她小声说道。

    萨丽娅回抱了她,动作僵硬。

    渡轮呻吟着,晃晃悠悠地驶离,身后留下一条翻卷的水浪,我以为玛达丽娜会站到船尾,挥手作别,抛来飞吻,她却快步走到船头坐下,看也没看我们。

    回到家,妈妈吩咐我们坐下。她站在我们面前说:“萨丽娅,我想让你知道,在这个家里,你不必再戴那个东西了。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他,只要你自己觉得合适,你就摘了它。这事儿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就在此时,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妈妈早已看出的事。那面罩是为玛达丽娜戴的,为了不让她难堪,不让她丢脸。

    好半天,萨丽娅一动也不动,一个字也不说。然后,慢慢地,她抬起了手,解开了脑后的系带。她摘下了面罩。我直视着她的脸。我感到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想要退缩,就像你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可我没有。我一直盯着她,逼着自己不眨眼。

    妈妈说,她要让我在家学习,直到玛达丽娜回来,这样萨丽娅就不必一个人呆在家。晚上吃完晚饭,她给我们上课,早晨她去学校之前,给我们留好作业。这样安排听上去不错,至少理论上如此。

    可是实际上,在家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妈妈走了以后。萨丽娅毁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岛,不停地有人来敲门,带着满心的好奇。你想想,岛上突然耗尽了面粉、大蒜,甚至盐,只有在我们家才能找到这些东西。这些人无心掩饰自己的目的。在门口,他们的目光总是飞向我身后。他们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大部分人连邻居都不是。他们走上好几里地,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当然了,我从来没让他们进过家门。当着他们的面把门一关,让我很有几分满足。可我也感到郁闷和沮丧,心里明白,如果我留下来,我的生活将受到这些人过深的影响,最后我势必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小孩们更讨厌,简直无法无天。我每天都能抓住一个在外面晃晃悠悠、逮着机会就爬我们家墙的孩子。正学习的时候,萨丽娅会拿铅笔轻轻敲一下我的肩膀,歪一歪自己的下巴,我一扭头,准能看见一张紧贴在窗户上的脸,有时候还不止一张呢。情况太糟了,我们不得不上楼,把窗帘全拉上。有一天我打开门,发现我在学校认识的一个男孩,名叫彼得罗斯的,和他三个朋友站在外面。他拿出一把硬币,要求瞧一眼。我说不,他把我家当什么地方了,马戏团吗?

    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了妈妈。她听了以后,脸都气紫了,死死地咬着牙。

    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我们的课本,还有两份三明治,摆在桌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萨丽娅已经明白了,于是她就像一片树叶那样蜷缩起来了。到了出门的时间,她开始说不。

    “奥蒂阿姨,不要。”

    “把手给我。”

    “不要。求你了。”

    “快。把手给我。”

    “我不想去。”

    “我们要迟到了。”

    “别逼我,奥蒂阿姨。”

    妈妈伸出两只手,把萨丽娅从椅子上拉起来,弯下腰,死死地盯着她,那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此时此刻,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让她罢休。“萨丽娅,”她尽量用一种既温和又坚定的口气说道“我不因为你而觉得羞耻。”

    我们出发了,我们仨。妈妈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奋力向前,好像在迎着狂风艰难跋涉,步子很小,两只脚紧着倒腾。我可以想像,多年以前,妈妈就是迈着同样的脚步,手拿大枪,一往无前地走向玛达丽娜父亲的房子。

    人们张口结舌,呆呆地望着,我们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他们停下来死盯着,有些人指指戳戳。我尽量不去看。视线的余光所及,他们只是一团团模糊的暗影,苍白的面孔,张开的嘴巴。

    进了校园,孩子们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道。我听到有些女生发出尖叫。妈妈横冲直撞,穿过人群,就像一个保龄球,从一堆木瓶中间滚滚而过,只是她身后还拖着个萨丽娅。她连推带搡地挤到校园一角,那儿有一条长凳,她爬到凳子上,把萨丽娅也拽上去,然后连吹了三声口哨。校园很快肃静下来了。

    “她叫萨丽娅贾纳科斯。”妈妈高叫着“从今天开始”她停了一下“不管是谁在叫唤,把嘴给我闭上,我让你叫你才能叫。现在,从今天开始,萨丽娅就是本校的学生了。我希望你们大家用斯文和礼貌来对待她。如果我听说有人讲了不三不四的话,那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让你后悔。你们知道我一定会这么干。这件事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她爬下长凳,拉起萨丽娅的手,径直往教室里去了。

    从那一天起,萨丽娅再也没有戴过面罩,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

    那一年,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来信。拍摄工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延误。首先,摄影指导——玛达丽娜写的是“摄指”萨丽娅不得不给我和妈妈做了个讲解——从片场的高台摔下来,一条胳膊断成了三截。其次,天气问题也让整个外景拍摄遇到了麻烦。

    所以就像大伙常说的,我们现在有点“停摆”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有了时间,可以把剧本里一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解决掉,问题是我们可能无法像原来希望的那样团聚了。我心情很不好,我亲爱的你们,我想你们想得要死,特别是你,萨丽娅,我的爱。我只能数着日子,等到明年春末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聚首吧。我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把你们三个放在心里。

    “她不会回来了。”萨丽娅语气平淡地说着,把信还给了妈妈。

    “她肯定会的!”我说。我傻了眼,扭头看着妈妈,等着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一句打气的话。可是妈妈把信叠好,放到桌上,然后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记得我当时在想,就算她同样认为玛达丽娜不会回来,也应该安慰一下萨丽娅,可她没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她们两个已经心有灵犀,也许强过我对她们任何一个人的了解。妈妈太尊重萨丽娅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会用虚假的保证来冒犯她。

    春天来了,披着万千绿色的荣光,然后又去了。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一张明信片,感觉它像一封匆忙写就的信,她告诉我们,片场麻烦不断,这一次跟投资方有关,由于一再拖延,他们威胁要撤资。和上一封信不同,这次她没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

    初夏一个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年了吧——萨丽娅和我,还有一个名叫多丽的女孩,一起去了海滩。当时,萨丽娅已经在蒂诺斯跟我们住了一年,人们已经不再对她毁损的脸窃窃私语,死盯着不放了。虽然她仍然,而且始终都被好奇所包围,但这种好奇也在慢慢减退。现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看到她的时候,不再像见鬼一样受到惊吓,她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说闲话,放学后一起玩,做功课。尽管感觉不太可能,可她已经变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岛上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钦敬,他们接受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们仨本来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凉,所以我们最后躺在石头上睡着了。萨丽娅和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在厨房里削着胡萝卜皮,一封没拆开的信放在桌上。

    “你继父来的。”妈妈说。

    萨丽娅拿起信,上了楼,过了很久才下来。她把信纸放到桌上,坐下来,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萝卜。

    “他想让我回家。”

    “我知道了。”妈妈说。我觉得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最微弱的一丝慌乱。

    “准确地说,不是回家。他说他联系了英国一个私立学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学。他来出钱,他说的。”

    “那玛达丽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亚斯。他们私奔了。”

    “那电影怎么办?”

    妈妈和萨丽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同时朝我翻了下眼睛,于是我明白了,她俩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个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后,我正准备从雅典前往喀布尔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玛达丽娜的讣闻。她现在挂着“库里斯”的姓,可我从那老妇人脸上认出的,不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烬,还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齿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说她年轻时曾经短暂地做过演员,后来在八十年代初创办了自己的剧团,排演过几部深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特别是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该剧在九十年代中期连演不衰,还有契诃夫的海鸥和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约。讣闻说,因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对时尚的敏锐认知,她举办的奢华派对,以及她对众多无名剧作家欣然给予的机会,使她成了雅典文艺圈里众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说她死前与肺气肿进行了漫长的苦斗,但没有提及她身后是否还有配偶或子女。我更为震惊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离我在科洛纳基的住处只隔了六个路口。

    我放下了报纸。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如今我却感觉这死去的女人有几分不堪。这篇关于她结局的报道一下子让我产生了抵触。我过去一直在想像,她过的是一种动荡而无常的生活,岁月维艰,厄运连连,动不动就崩溃,感到懊悔,还有一连串昏头昏脑、不顾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为她会自毁,很可能因为酗酒而过早死去,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死称作悲剧。我心里有一部分甚至曾经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萨丽娅领到蒂诺斯,是为了让她免受伤害,是要救她脱离苦海,因为玛达丽娜知道自己对女儿受的罪已经无能为力。可是现在,我开始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玛达丽娜了,妈妈肯定是这样看的,一直都这样看:玛达丽娜是个绘图员,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画着她未来的地图,干净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儿排除在边境线之外。她的成功堪称辉煌,起码按照讣闻所说,正是如此,文中简略地记录了一个精心打理过的人生,一个富含着成就、优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发现我无法接受这种成功,这种未受惩罚的逍遥。这是反常的。为什么不必付出代价?苛求众生的因果报应又去了哪里?

    可是,当我合上报纸,一种让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微弱的暗示提醒着我,我对玛达丽娜做出了过于苛刻的判断,她和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难道我们不是都曾经渴望着逃离,改头换面,重塑新生吗?到了最后,难道我们不是都砍断了拴住我们的锚链,让自己得到解脱吗?可我又嘲笑着这样的疑惑,告诉自己我们毫无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对她感到恼怒,也许只是把它当成一件面罩,用来掩饰我的嫉妒,因为她在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这份报纸。如果萨丽娅必将知晓,那也不可能从我这儿知道。

    妈妈拿着刀,把胡萝卜皮拨到碗里。她憎恶别人浪费食物。她要用这些皮腌一罐子果酱。

    “哦,你有个重大决定要做了,萨丽娅。”她说。

    让我意外的是,萨丽娅扭过头来问我:“你会怎么做,马科斯?”

    “哦,我知道他会怎么做。”妈妈张嘴就说。

    “我要去。”我说,一边回答着萨丽娅,一边看着妈妈,满心得意,因为我没像她想的那样说,而是扮演了起义者的角色。当然我的回答也是认真的。我相信萨丽娅甚至都不该犹豫。我会马上把这个机会抓在手里。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伦敦。

    “你应该考虑一下。”妈妈说。

    “我考虑过了。”萨丽娅迟疑了一下,说道。接着,她用更加迟疑的动作,抬起了眼睛,望着妈妈。“但是我不想接受。”

    妈妈放下了刀。我隐约听见她舒了口气。这口气她是一直憋着的吗?就算是,她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宽慰的迹象。“回答正确。当然是正确的。”

    萨丽娅把手伸过桌子,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谢谢你,奥蒂阿姨。”

    “我只讲这一次。”我说。“我认为这是错的。你们俩都在犯错误。”

    她们扭过头看着我。

    “你是想让我去吗,马科斯?”萨丽娅问。

    “是。”我说“我会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绝私校的教育。你以后还要念大学。你可以搞研究,当科学家、教授、发明家。你不想吗?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可以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我一下子说不下去了。

    “不,马科斯。”萨丽娅一字一顿地说道“不,我不可以。”

    她最后这句话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辩驳的可能。

    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训时,我理解了某种东西,而那天在厨房,在我力主萨丽娅应该离开蒂诺斯,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后来我懂了,这个世界看不见你的内在,它一点儿也不关心你的希望、梦想,以及忧伤,它们都被皮肤和骨骼遮蔽着。这是如此简单,如此荒谬,又如此残忍。我的病人们知道这些。他们看到了,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将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骨架的对称程度,两眼之间的距离,下巴的长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拥有一个理想的鼻额骨。

    美貌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来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用我的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这样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让她遭到遗弃,成为歧视的对象。

    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比如说钱,声望,社会地位。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过于简单——这想法也许可爱——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可是,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故事将慢慢显现,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这个故事支撑着我。

    我有一半时间在雅典行医,去皱纹,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脚的鼻子。另一半时间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飞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远东,为孩子们工作,修复唇腭裂,去除面部肿瘤,修补面部损伤。在雅典的工作远远谈不上满足,但报酬高,可以让我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负担得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销。

    后来,2002年初,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我认识的女人打来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维奇,是个波斯尼亚护士。几年前,我和她在伦敦开会时相识,共度了一个周末,有了乐事,我们都认为此事不足挂齿,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也在社交场合见面。她说她现在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整形医师,为儿童做手术,处理唇裂、弹片和子弹造成的面部损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场就答应了。我打算待上三个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没回来。

    萨丽娅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绿色的羊毛围巾,穿着暗玫瑰色的厚外套,里面是开襟羊毛衫和牛仔裤。这段日子她把头发留长了,从中间分开,披落到肩膀上。她头发全白了,正是这一特征——而不是那残缺的下半张脸——触动了我,让我见到她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并非对此感到惊诧;萨丽娅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头发,只过了十年,便已满头棉花般的白发了。我知道我也变了,顽强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后退的发际线,但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衰退是逐渐进行的,阴险而难以察觉。看到萨丽娅满头白发,就像见了惊心动魄的证据,知道她怎样不可逆转、无法规避地迈向老年,而联想起来,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会冻着的。”她说着,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这是一月,临近晌午,阴着天,灰蒙蒙的。一阵冷风吹过,枯叶在树上哗哗作响。

    “想挨冻,得去喀布尔。”我说,提起了行李箱。

    “随便你,大夫。公共汽车还是步行?你来选。”

    “咱们散散步吧。”我说。

    我们向北走,穿过蒂诺斯城。内港里停泊着帆船和游艇。小亭子里卖着明信片和圆领衫。咖啡馆外,人们坐在小圆桌边,喝咖啡,读报纸,下象棋。服务员们摆放着午饭用的银色餐具。再过一两个钟头,烧鱼的味道就该从厨房里飘荡而出了。

    萨丽娅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故事,开发商要在蒂诺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别墅,可以远眺米科诺斯岛和爱琴海。这些房子主要是给旅游者和有钱的暑期房客住的,他们从九十年代便开始络绎不绝。她说这片别墅会带一个室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健身中心。

    多年以来,她一直给我写电子邮件,为我记录下重塑蒂诺斯的这些变化。带有卫星天线、可以拨号上网的海滨酒店,夜总会、酒吧、小酒馆,为游客服务的餐馆和商店,出租车,公共汽车,人潮,躺在海滩上的半裸的外国女人。如今的农民已经不骑驴了,他们开上了小卡车——最起码那些留下来的人是这样。大部分农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不过,现在有些人也在回迁,回到岛上安度晚年。

    “奥蒂一点儿也不高兴。”萨丽娅说,她指的是这种变革。她也给我写过这些,写老岛民们的怀疑,他们对新来者,对随之涌入的改变满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变化。”我说。

    “抱怨不可避免的东西无济于事。”她说。接着又道:“奥蒂会说:‘行了,早知道你会这样讲,萨丽娅,你又不是在这儿生的。’”她哈哈大笑,响亮而开怀。“本以为在蒂诺斯住了四十年,怎么着也有这资格了。没想到现在我才搞明白。”

    萨丽娅也变了。尽管她穿着冬衣,我还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长胖了——不是肥胖,是干胖。如今她带着一种开心的自嘲,一种顽皮的揶揄,就像她评价我的时候那样,搞得我每次都怀疑,她发现了我做的事有点儿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这种开怀的大笑,两颊上不落的红晕——总体的印象是,一个农民的媳妇。一个顶梁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却透着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威信和强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质疑。

    “生意怎么样?”我问“你还在工作吗?”

    “偶尔有。”萨丽娅说“你知道这世道。”我们一起摇了摇头。在喀布尔,我一直在看新闻,知道这一轮又一轮的紧缩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腊青年朝议会外的警察扔石头,而警察们穿着防暴衣,发射催泪瓦斯,挥舞着警棍。

    萨丽娅做的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意。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她基本上是个女师傅。她去别人家里,给电视机焊功率晶体管,给旧的真空管收音机换信号电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恒温控制器,封好渗漏的水管。老百姓凭自己的能力给她付钱。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活干了。我不是真需要这钱。她说,我把干活当成玩游戏。拆东西,看看里面怎么运转,仍然让我觉得兴奋。这段日子,她如同一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部。她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设置,解决程序瘫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处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子,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妈妈最近那些狂乱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子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子,还有一个敞开的钉子盒。

    “她怎么样?”我问。

    “哦,和以前一样难伺候。所以我装了那个玩意儿。”她指了指屋顶上的卫星天线。“我们看外国肥皂剧。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说最烂,演来演去都是一回事。我俩猜剧情,弄得她都不爱搭理我了。”她一步迈进大门。“欢迎回家。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见了几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厅里的皮椅子,电视前白色的柳编茶几。可是其他东西大体上都还在老位置。厨房的桌子现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图案是交错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篮里的老油灯,油烟熏黑了扇贝形的灯罩;我和妈妈的照片——我穿白衬衫,妈妈穿着她的好裙子——仍然挂在客厅壁炉架的上方;妈妈的那套瓷器也还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却感到每样东西中间都有个空空的洞。我母亲和萨丽娅在这儿相依为命,一过就是几十年,对我而言,这段岁月却是黑暗而辽阔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萨丽娅和妈妈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顿饭,缺席于那些欢笑,争吵,持久的烦闷,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仪式构成了人的一生。进入我童年的家有点迷惑,就像一部小说,很久以前我读了开头,后来又把它丢开,现在却在读它的结尾。

    “来点蛋好吗?”萨丽娅问。她已经套上了长长的印花围裙,正在往平底锅里倒油。她在厨房里来回移动,操控自如,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

    “好啊。妈妈在哪儿?”

    “睡着呢。她折腾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萨丽娅从抽屉里捞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问,大夫。”

    我踮着脚尖上了通往卧室的楼梯。房间黑暗。窗帘拉着,接缝处透进一片窄窄的阳光,横打在妈妈的床上。空气中充满了疾病。它不仅仅是一种气味,而更像一种有形的存在。每个医生都感觉得出来。疾病像蒸汽一样弥漫于房间。我在入口处站立片刻,让眼睛适应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变幻,打破了黑暗,这一片光来自床边的梳妆台,我想那是萨丽娅睡的一边,原先我睡的那一边。有几个数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个。稻田,木屋,灰瓦铺就的房顶,渐变为拥挤的巴扎,铁钩子吊着剥了皮的羊,再变为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浑浊的河边,用手指头刷着牙。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妈妈床边。我的眼睛适应过来了,我看着她,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吓了一跳,妈妈缩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经如此之小。印花睡衣松松垮垮地兜着她的小肩膀,盖着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欢她睡觉的样子,嘴巴张开,耷拉着,好像在做一个苦梦。我也不喜欢看到她睡觉时,假牙在嘴里滑得歪七竖八。她眼皮微微颤动了几下。我坐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你本来指望什么?我听到钟在墙上滴滴答答,楼下萨丽娅的铲子在煎锅里乒乒乓乓。我打量着妈妈房间里平庸生活的细节。固定在墙上的平板电视;屋角的电脑;床头柜上没做完的数独游戏,那一页上放着一副老花镜;电视遥控器;装人工泪液的小药水瓶;一管类固醇药膏;一管假牙胶;一小瓶药片;地板上还有一双牡蛎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绝对不会穿这种东西。拖鞋旁边有个敞开的袋子,里面装着纸尿裤。我无法把这些东西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我抗拒它们。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一个陌生人。某个四体不勤、与世无争的人。某个绝对不会让你动怒的人。

    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干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套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股甜甜的情感涌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活生生的“马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间的当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欢的韩裔美国人,有点儿结巴。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张合影。我,几个孩子,纳比在后排,直挺挺地站着,手背在身后,兼具多种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出的姿态。阿姆拉也在,还有她的养女罗诗。所有孩子都面带笑容。

    “马科斯。”

    我关上手机,下了楼。

    萨丽娅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蛋,底下铺了一层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经加过糖了。”

    “你还记得。”

    她坐下了,连围裙也懒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着我吃东西,不时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脸。

    我一直试图说服她,同意让我在她脸上做做手术,每一次尝试我都记得。我告诉她,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无法修复,最起码也能显著改善她面部的残损。萨丽娅拒绝了,实在让我大惑不解。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对我说。一个平淡无趣、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我无情地想到了监狱里的囚犯,他们被判了终身监禁,不敢出狱,害怕获得假释,害怕改变,害怕面对没有铁丝网和岗楼的新生活。

    我对萨丽娅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会接受。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是对的——她就是这个样子。我无法假装知道那种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每天在镜子里盯着那张脸,打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毁伤,继而鼓足勇气来接受它。它山一样的重负,努力,坚忍。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经年,如潮水冲击,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丽娅一张脸,她却需要花费终生,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会允许我用手术刀让这一切前功尽弃。那就像在旧伤之上,又割开了新伤。

    为了取悦她,我奋力吃蛋,哪怕并不真饿。“太好吃了,萨丽娅。”

    “对了,你兴奋吗?”

    “你什么意思?”

    她把手伸到身后,拉开厨台的抽屉,取出一副方形镜片的太阳镜。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接着我想起来了。日食。

    “哦,当然。”

    “一开始,”她说“我以为我们从针孔里看看就行了。可是后来奥蒂说你要回来。那我就说:‘成,这么着好了,咱们也时髦一下。’”

    我们聊了一会儿日食,它应该在明天出现。萨丽娅说,日食将在早晨开始,大概中午结束。她已经看过了天气预报,放了心,岛上不会是阴天。她问我想不想再来点蛋,我说想,然后她告诉我,鲁索斯先生老当铺的旧址已经建起了网吧。

    “我看见那些照片了。”我说“在楼上。还有那篇文章。”

    她把我掉在桌上的面包屑扑落到手里,看也不看就丢进身后的洗碗池。“哦,那很简单。再说扫描和上传也不难。难就难在按照国别给它们分类。我得坐下来好好琢磨,因为你从来都不写个说明,只寄照片。她在这方面非常较真,要按国别理顺了。她就是要弄成这个样子。她非这么干不可。”

    “谁?”

    她发出一声叹息。“‘谁?’他问。奥蒂呗。还有谁?”

    “是她的主意?”

    “那文章也是。是她在网上找到的。”

    “妈妈搜过我?”我问。

    “我就不该教她。现在她收不住了。”她咯咯一笑“她每天搜你。真的。你遇上网络跟踪狂了,马科斯瓦尔瓦里斯。”

    妈妈在午后下了楼。她穿着深蓝色的浴袍,还有那双已经让我暗自憎恶的绒毛拖鞋,看上去梳了头。我见她走下楼时动作正常,总算放了心,她对我张开双臂,睡眼惺忪地笑着。

    我们坐在桌边喝咖啡。

    “萨丽娅呢?”她吹着杯子问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吗,妈妈?”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边、靠墙放着的一根手杖。刚进家我都没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坏天气才用,还有散步时间长的时候。即使那样,也主要图个心里舒坦。”她说起来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可知道,她对手杖的依赖程度远远大过她嘴上说的。“我担心的是你。那个可怕的国家,那些新闻。萨丽娅不想让我听到。她说那会让我寝食难安。”

    “我们确实有暴力事件,”我说“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而且我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马路对面的酒店发生过枪击,对外国救援人员的袭击近来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谓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里开车出去时,一直带着一把9毫米的手枪,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提这茬。

    妈妈喝了口咖啡,暂时鸣金。她没逼我。我弄不清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样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这只是一种战术,不想把我逼入绝境,逼得我撒谎,或是说出只会让她揪心的事情。

    “圣诞节我们想你来着。”她说。

    “当时我走不开,妈妈。”

    她点点头。“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之前,妈妈都和我在这张桌子上吃早点,安安静静,简直可以说一片肃穆。我们谈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担心你。”

    “用不着。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忽然闪现,如同雾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时候呢,那又怎么办?”我不是在和她抬杠。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然后,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搅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马科斯,但是人们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全凭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实际上呢,支配他们的是他们害怕的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听不懂,妈妈。”

    “哦,就拿你来说吧,举个例子。你离开这儿了。你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这儿。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后腿。再拿萨丽娅来说。她留下了,那是因为她不想再让人盯着看。”

    我看着她尝了尝咖啡,又往里面倒了满满一勺子糖。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想和她争辩,总是感觉力不能及。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给我还嘴的余地,一张口就用大实话把我拍扁,有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我总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就被她彻底击溃。我老觉得这不公平。

    “你呢,妈妈?”我问“你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负担。”

    “你不会的。”

    “噢,这可让你说对了,马科斯。”

    这句谜一般的话让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纳比在喀布尔给我的信,他那份死后的告白。苏莱曼瓦赫达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约。我禁不住地想,妈妈是否也和萨丽娅有了相似的约定,她是否已经选好了萨丽娅,在大限将至的时候救她脱离苦海。我知道萨丽娅会这么干。她现在是个强人了。她救得了妈妈。

    妈妈打量着我的脸。“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马科斯。”她说。她的语气现在变得和缓了,重新引导着谈话的进程,仿佛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发现了我的焦虑。假牙,尿裤,绒毛拖鞋,这些东西刚才让我低估了她。她仍然占着先手。她总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压垮。”

    终于有了句假话——她最后说的这一句——可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知道她压不垮我。这一点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些不快,劳作,苦差,都将落到萨丽娅身上。可是妈妈把我也算进去了,给了我不配得到,也没想得到的赏赐。

    “不会那样的。”我毫无底气地说道。

    妈妈笑了。“说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决定去那个国家的时候,我并不完全赞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点。”

    “当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医生的事业,钱,雅典的房子——干得好好的——非要窝在那个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边,没喝,又放下了。“该死的,有些话我讲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说道“可我还是打算告诉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话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吓着我了。弄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她这句话。要不然就是因为她说话时眼睛里柔软的光。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样的回答。

    “谢谢你,妈妈。”我小声挤出这几个字。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安静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间的空气充满了窘迫,也充满了我们共同的体认,关于所有失落的光阴,那些蹉跎的机遇。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妈妈说。

    “什么事?”

    “詹姆斯帕金森,乔治亨廷顿,罗伯特格雷弗斯,约翰唐,还有我这位卢格里克。?病的名字怎么也有人来垄断?”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亲也回瞪给我,然后她放声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来了。此时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们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妈妈系了条厚围巾,穿着大衣,腿上盖着保暖的羊毛毯,对付刺骨的寒意。我们喝着咖啡,咬着肉桂味儿的烤榅桲片,这是萨丽娅特地为今天买的。我们戴着日食眼镜,举目望天。太阳朝北那一边已经被咬了一小口,看上去有点像萨丽娅那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商标,她隔一会儿就把电脑打开,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写几句评论。街头巷尾,到处有人待在便道和屋顶上,观看这一奇景。有些人已经带上全家老小,去了岛的另一头,希腊天文学会在那儿架起了望远镜。

    “什么时间食甚?”我问。

    “将近十点半。”萨丽娅说。她推起眼镜,看了看手表。“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她兴奋地搓搓手,在键盘上敲了句什么。

    我看着她俩,妈妈戴着黑眼镜,青筋暴凸的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萨丽娅急风暴雨般地敲打着键盘,白发从无檐便帽下散乱而出。

    你做的是好事。

    前一天夜里,我躺在沙发上,琢磨着妈妈说过的话,思绪飘飘荡荡,想起了玛达丽娜。我记得我在少年时代,常为妈妈不做、而别的母亲都会做的那些事耿耿于怀:牵着我的手走路,让我坐在她腿上,睡前给我读童话书,亲我脸蛋道晚安。这一切历历在目。但是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真相,我却一直视而不见,任由它处在不被承认和未受赏识的状态,在我的满腹委屈之下深埋。那就是:我的母亲绝不会离开我。这是她给我的礼物,这是个铁打的事实,她绝不会对我做出玛达丽娜对萨丽娅做的事。她是我的妈妈,她不会离我而去。对这一点,过去我只是简单地接受,觉得理所当然。我不曾为此感谢过她,就像我不曾感谢过洒在我身上的阳光。

    “看!”萨丽娅大叫了一声。

    突然,我们周围的一切——地上,墙上,我们的衣服上——无数小小的,闪亮的光镰出现了,新月形的太阳发出的光,从我们家橄榄树的树叶之间穿过。我发现一片月牙儿在我的杯子里,在咖啡上闪烁着,还有一片在我的鞋带上起舞。

    “把你的手给我,奥蒂。”萨丽娅说“快点!”

    妈妈张开双手,掌心向上。萨丽娅从衣袋里拿出一片方形的雕花玻璃。她拿着它,放到妈妈手掌的上方。忽然,好多月牙儿形的小彩虹出现了,在我母亲手上,在满是皱纹的皮肤上颤抖着。她也喘息起来。

    “快看,马科斯!”妈妈说。她龇着牙乐啊,高高兴兴地,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活像个小女生。我以前从没见过她笑得这么纯洁,这么没有心计。

    我们坐着,我们仨,看着颤抖在我母亲手上的小彩虹,我既觉得悲伤,又苦于旧创,每种感觉都像一只爪子,扼住了我的咽喉。

    你做的是好事。

    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已经五十五岁了。这些话我已经等了多半辈子。现在太迟了吗?我们,妈妈和我,已经虚掷得太多,蹉跎得又太久吗?我心里有一部分在想,最好让一切照旧,仿佛我们谁也不知道,一直以来我们有多么难以相合。那样就会少些痛苦。也许好过这份迟来的礼物。这脆弱的、战栗的小小微光,映射出我们之间原本可以怎样相处。它招致的只会是悔恨,我问自己,悔恨有什么好处?它什么也不能挽回。我们失去的东西再也无法弥补。

    可是我的母亲开了口。“多美啊,对吗,马科斯?”我对她说:“是的,妈妈。很美。”我心里好像决了口。我伸手过去,把我母亲的手拿在了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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