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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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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弟弟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他们也在那儿上学。他在肮脏的街道上玩,玩棍子和生锈的旧自行车轱辘,和别的难民小孩一起到处瞎跑,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奶奶叫他回家。

    “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在那儿有朋友,我谁都认识。我们过得也不赖。我有个伯伯在美国,我爸同父异母的哥哥,阿卜杜拉。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这钱很管事儿。管很大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走了?”

    “不走不行。巴基斯坦人关掉了难民营。他们说阿富汗人应该住在阿富汗。然后我伯伯的钱也收不到了。所以爸说,我们也回家吧,从头开始,反正塔利班已经过了边境,跑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了。他说我们是巴基斯坦的客人,待久了人家就不欢迎了。我真的很憋屈。这地方”他摆了摆手“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营里那些小孩,那些到过阿富汗的怎么说?没一个有好话。”

    阿德尔想说,他明白吴拉姆的感受。他想告诉他,自己多么想念喀布尔,多么想念他的朋友,还有贾拉拉巴德那几个异母哥哥。可他又觉得吴拉姆会笑话他。于是他说:“是啊,这地方真是无聊死了。”

    吴拉姆还是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

    阿德尔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遭到了谴责。

    吴拉姆吸了口香烟,吐出一串烟圈。他俩一起看着烟圈慢慢飘远,碎乱。

    “我爸跟我和我弟弟说过,他说:‘等着瞧,儿子们,等你们呼吸到沙德巴格的空气,喝上沙德巴格的水。’我爸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说,‘你们从来没喝过这么清凉,这么甘甜的水,儿子们。’他老跟我们谈起沙德巴格,我猜他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地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村子。他说有一种葡萄,只有沙德巴格种得出来,世界上别的地方都种不成。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天堂。”

    阿德尔问他现在住什么地方。吴拉姆扔掉烟头,仰起脸,看了看天,太阳照得他眯起了眼。“你知道磨坊那边有块空地吗?”

    “知道。”

    阿德尔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往下就没了。

    “你住在野地里?”

    “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

    “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

    “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

    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

    “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吴拉姆说。

    “你知道?”

    “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

    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

    “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

    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

    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

    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

    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

    “要!”

    “走。”

    “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

    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

    “很简单。这件齐达内。”

    “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

    “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

    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

    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

    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

    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

    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

    “你去哪儿了?”

    “工作。”吴拉姆说。

    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

    “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

    “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

    “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

    “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后,他求着我把衣服拿走!”他在半空中把球接住,啐了一口,朝阿德尔龇牙一笑。“好吧,也可能是几天前,我先把球衣卖给他了。”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卖给他,这就是他的。”

    “什么,你现在不想要了?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把它给你弄回来。也不全是一边倒啦,你知道不?他有几拳也打得不错。”

    “可是”阿德尔咕哝着。

    “再说了,起先我骗了你,我很过意不去。现在你拿回了衣服,至于我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脚,阿德尔这才看见,那是一双蓝白相间的新球鞋。

    “他没事吧,那家伙?”阿德尔问。

    “死不了。行了,咱们是要讨论呢,还是开玩?”

    “你父亲跟你来的吗?”

    “今天没来。他去喀布尔上法院了。快点,开球了。”

    他们玩了一会儿,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球,追着它跑来跑去。后来他们又去散了步,阿德尔丢开了他对卫兵的保证,带着吴拉姆进了果园。他们从树上摘枇杷吃,还喝了两听冰过的芬达,这是阿德尔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

    很快,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差不多天天见面了。他们踢球,在果园里,在并列成行的树间互相追逐。他们谈体育,聊电影,没东西可讲的时候,他们就眺望沙德巴盖瑙,看着远处和缓的山坡,更远处朦胧而连绵的群山,就算这样,他们也觉得挺好。

    现在,阿德尔每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吴拉姆,看他在土路上悄悄走近,听他洪亮的嗓门,自信的谈吐。上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走神,一想到他们待会儿要踢的比赛,要讲给对方听的故事,他的注意力就溜得一干二净。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吴拉姆。他担心吴拉姆的父亲伊克巴尔在镇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找不到住的地方,那么吴拉姆就会搬走,去别的镇,去阿富汗的另一个地区,阿德尔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让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告别。

    一天,他们坐在树墩子上的时候,吴拉姆问:“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好过,阿德尔?”

    “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那个意思。”

    阿德尔觉得自己的耳朵猛地烧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动了撒谎的念头,可他知道会被吴拉姆识破。他嘟嘟哝哝地问:“你好过了?”

    吴拉姆点了一支香烟,给阿德尔也递了一支。这一次他接过来了,接之前瞟了一眼身后,确信卫兵没在角落里偷看,卡比尔也没决定出门。他吸了一口,马上开始了一轮漫长的咳嗽,吴拉姆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给他捶背。

    “那,你有没有嘛?”阿德尔喘着粗气,满眼是泪地问。

    “我在营里那会儿有个朋友,”吴拉姆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说“他比我大,他带我去了白沙瓦的妓院。”

    他讲了这故事。那间又小又脏的屋子,赤黄色的窗帘,有裂缝的墙,仅有的一个灯泡吊在天花板上,他看见耗子嗖地一下溜过地板。屋外传来黄包车的动静,嘎啦嘎拉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小汽车呼隆呼隆地驶过。褥子上有个小女孩,拿着一盘子印度炒肉米饭,还没吃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他。虽然灯光昏暗,他还是看得出来,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年龄肯定不比他大。她把馕折起来,刮净了最后几颗饭粒,把盘子往边上一推,就躺倒了,再拿指头一抹,裤子便已褪落。

    阿德尔听得神魂颠倒,心花怒放。他可从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吴拉姆见过的世面,比阿德尔那些年长几岁的异母哥哥还要多。那么他在喀布尔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官僚和部长的子弟,过着和阿德尔大同小异的日子。吴拉姆允许阿德尔一窥他的生活,由此表明,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虽然饱含着苦恼,无常,艰辛,却也充满了冒险,一个与阿德尔自己的人生远远相隔的生活世界,哪怕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听着吴拉姆的故事,阿德尔有时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得令人绝望。

    “所以你干了,嗯?”阿德尔问“你你知道的你把那个戳进她里面了?”

    “没。我们喝了杯印度奶茶,讨论了一番鲁米。你怎么认为的?”

    阿德尔脸红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嘛?”

    可是吴拉姆已经换了话题。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就是这个样子,该谈什么,都由吴拉姆来选,兴趣盎然地扯出一段故事,把阿德尔圈在里面,最后他却往往没了兴致,留下那故事和阿德尔,双双吊在半空。

    现在,故事是吴拉姆开的头,他却不肯把它讲完,反而说道:“我奶奶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爷爷萨布尔,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这棵树。嗯,那肯定是砍倒它以前很久的事了。我爷爷讲给她听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呢。故事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就得跪在这棵树前面,把愿望小声讲出来。如果树答应了,就会让叶子落到你头上,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我从来没听说过。”阿德尔说。

    “那是,你不可能听说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阿德尔才一下子明白了吴拉姆的意思。“等等。你爷爷砍了我们的树?”

    吴拉姆扭头看着他。“你们的树?这不是你们的树。”

    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

    “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

    阿德尔目瞪口呆。

    “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

    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

    “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

    “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

    “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

    “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

    “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

    “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

    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

    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

    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

    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

    “我不饿。”他说。

    “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

    “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

    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

    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

    “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

    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

    “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

    “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

    阿德尔点了点头。

    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

    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

    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

    “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

    “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

    “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

    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

    “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

    “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

    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

    “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

    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

    “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

    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

    “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

    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

    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

    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

    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

    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

    砰!砰!砰!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

    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

    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

    可是。

    可是。

    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

    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如今这已变得难以置信。可他会学着再次爱上他,即便到了现在,爱已经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复杂、也更棘手的事情。阿德尔几乎可以感到,他正在一跳又一跳地越过童年。很快,他就会长大成人。而等他长大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回头,因为成年,就像他父亲说起身为战争英雄时所讲的那样:一日为雄,至死为雄。

    夜里躺在床上,阿德尔想,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后天,他会走出家门,走到磨坊那边的野地里去,吴拉姆告诉过他,他们全家就住在那儿。他想,他将发现那块地已经空了。他将站在路边,想像着吴拉姆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奶奶,想像着这一家老小散乱成行,拖着用绳子捆扎的家什,一步一步,走在乡间小路尘土飞扬的路肩上,寻找着可以落脚的地方。吴拉姆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将不得不做工。他将耗尽青春,给运河清污,挖沟,打砖,下田收割。渐渐地,吴拉姆将加入到那些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变成他们的一员。阿德尔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见过他们扶犁而立。

    阿德尔想,他将在那块地里站上一会儿,看着丘陵和群山的巨影慢慢笼盖新沙德巴格。然后他想,他将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某一天他走过果园时发现的东西,一副眼镜的左半边,折断于鼻梁上的托架,镜片碎如蛛网,血在镜腿上干结成壳。他将把这破碎的眼镜丢进沟里。阿德尔遥想着,当他转过身,走回家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将是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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