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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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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的通知,等等。红卫兵也在行动,大字报,批斗会,派系斗争,一样不缺。当他们来到武汉的时候,方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停火之后的街市,呈现出特别肃穆的静寂。可即便如此,也没有消除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这种偏僻不仅在地理上,还是在时间的概念上。火车站和饭馆里的乞讨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骡马;朝天门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喊着川江号子——这就好像在一个遥远的陈旧的时代里。他们想回家了。

    待到离开南昌,南昌才意识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那是来自于他们的口音。他父亲的普通话里,就带着类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亲的籍贯是广东,他们也都跟了在表格上填“广东”假期里,他们小孩子轮流去度假的江苏涟水,其实也并不是老家,只是父亲母亲曾经在那里寄养过一个姐姐的老乡家,父亲真正的出生地,却是南昌。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了“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当南昌回到家中。还未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于是,这场革命将带给他极其具体的考验。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实质上却是一种承继。这两个绝然相反的情形同时发生在这个关系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几乎成为革命的命运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不当紧。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这个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但大姐与陈卓然风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陈卓然那样迅速地融入他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一点儿时生活的遗痕,而是固执地保留了乡人的习惯。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起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这一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大姐管家的作派也颇似乡人,节约到了悭吝。她用碎布缝制了许多小口袋,上面写了电、水、煤气、粮、油、菜金的字样,非常严格地将每月父母的工资分配在各个口袋中。弟妹们要想从她这里得一点零用钱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乡人的规矩,她对这一家的长子,也就是南昌格外的宽容。其实呢,她多少有些看他们父亲的眼色,她看出父亲对南昌器重。像这样从小离家生长的孩子,总有一些世故的卑微。其实陈卓然也有,只是他的世界比较开阔,不必在小节上用心。尽管大姐对他优待,南昌却对大姐冷淡得很,觉着她俗气,也觉着自己的家庭成员性格古怪,与这个阶层不符。他不晓得,如他们的阶层,成分最是杂糅,因没有渊源,历史短,什么因素都可加入进来。本来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就也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厌气。看起来,他不止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阶上的啪啪声。他的许多战友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际,这使他对这场景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他走进去,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于,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在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显然,这种辩护是困难的,既要认可大字报上对父亲的判定,又要作出一种良性的解释。听起来就很绕。终于,母亲自己也绕得不耐烦了,她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决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决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强了可信度。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是生分,他们的头脑和教育,以及年龄,远不够了解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科研究的内容。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南昌又听到“我们”两个字——假如你们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母亲交给他们的抉择,其实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那就是说,如果选择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严重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是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虽然还搞不清其中的逻辑,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危险,身份的危险。日光灯将人的脸都照成惨白,没有装窗帘,裸着的玻璃窗上,昏黄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灯。这时,方才意识到这城市夜晚的寂静,简直就像宵禁似的。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没法说,又似乎是不屑说。南昌停了一时,站起身,走出房间,又走出公寓。他听见在身后,相继响起离座时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然后是鱼贯而来的脚步声。南昌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走过满墙的大字报,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经与他两不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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