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子看到她掏钞票,立刻投过来一个挽留的眼色。她微微一笑,是那种含着话语的笑。额头上痛出的汗冷下去,她想世上最大的病也不会如此折磨人。胃在强有力地一伸一缩,一松一紧地疼痛,不久它会找到个出路,把怪胎分娩出来。她得用吃奶的力气克制住自己,不让痛苦弄歪脸蛋。她站起身时,又朝大鼻子投去一束花似的笑容。
大鼻子接住了花一般的笑容,竟也站起身。他一面和两个同伴咬耳朵,一面朝她看着。两个中国男人马上也转过脸看她。他们把她当成哪一种女人,她心里很清楚。大鼻子走到她身边,替她拿起挂在椅背上的皮包,交给她,一手微微张在她后腰,似乎随时在护卫她,又似乎随时要把她搂入胸怀。
她和大鼻子通过出入口时,那个把门的便衣一副警察脸,小小的眼睛飞速在他俩身上上下扫描,没有拦住他们。
应该说她已经脱险了。大鼻子却突然开了口,用胡乱拐弯的中国话说:“你好吗?”
她看看自己的恩人,这回笑得比较由衷。她刚想说:“谢谢,再见了!”突然听见背后的脚步声。那是追捕者的脚步声。
她赶紧拉住大鼻子的手。
一个便衣简短地说明了情况:他们得到可靠消息,这个会馆有人贩毒,因此他有权抽查这里的客人。她装出楚楚可怜的模样,抬头去看大鼻子。似乎中国的事情反而需要大鼻子来给她做解释。大鼻子当然不懂警察们说些什么,对他们又是耸肩又是摇头。几杯葡萄检下肚,他晕乎乎的对谁都没脾气。
其中一个警察一面问:“可以吗?”一面从她手里拿过皮包。难怪他们对她的皮包感兴趣,这个包和她的装束毫不搭调不说,简直就是一件小型行李。到这种会馆的女士背一个行李般的大包,非常扎眼。
大鼻子开始不乐意了。他的酒意也帮助他蓄集怒气。他哇啦哇啦地说着什么,但没人理睬他。北京早就没有洋奴了,惹外国人不高兴的事常常发生,并且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重大后果。
打开皮包,便衣那只戴胶皮手套的手伸进包里。一样样东西被拿出来,仔细看一遍,再放回去。深蓝色的粉盒被里外看了个遍。警察原来那么熟悉女人贴身小物件的机关暗道。化妆品真不少,一件件都可以藏罪证。她委屈地沉默着,大鼻子委屈地吵闹着。包里还有几个没启用的快递大信封。再往下,是一双包在塑料袋里的运动鞋。她到这种场合来之前,一般在车上才换上高跟鞋。警察现在打开的是她的皮夹。那是个名牌皮夹,不是仿冒品。她买得起好东西而用不起它们,一用容易露馅,因此她只有少数几件昂贵用品。皮夹子里面有一摞百元钞票,身份证,还有一些票据。警察一张张票据地过目。她庆幸里面没有买家手写的欠款单之类。
警察把所有东西一样样放回她的皮包。他们登记了她的身份证号码没有?站在侧后的那个警察是不是用他手里的手机在摄象?
警察一面摘下手上的胶皮手套,一面请大鼻子和她开路,毫无歉意地说着抱歉的话。进了电梯,大鼻子捺了一下捺钮;二十二层。他是这个酒店的住客,很方便上到顶层,有枣没枣打两杆子,运气好的话便拣一个女人回来。她就是他有枣没枣打两杆子打来的。电梯往下降,他的笑容越来越充满泛国际语言,或说跨物种语言;任何生物求偶的语言都包含在他此刻的笑容里。到了二十二层了,电梯停下,他做了个“请,女士优先”的绅士手势,她先他一步走出电梯,就在他跟着步出电梯而两扇铮亮的门正在合拢时,她一步跳了回去。她只看到一个模糊的懵懂面孔,上面一个红红的大鼻子。
她出了酒店大堂就跳上一部出租汽车。她让司机把她载到东二环路上的一个三星级酒店。她付了一夜的房钱,上了楼,打开房门。门在她身后沉重地关闭,她还未来得及把门卡插进插口以接通电源,人已经倒在地上。她拖着半死的躯体爬进厕所,把食指整个插进喉咙里。一声怒吼,她细长的身体抽动成了一条虫,喉咙口顿时打开,痛苦和快感使她浑身战栗,一堆蜡封的毒丸裹着粘乎乎的胃液落在白瓷砖上。再来一下,她的大半个手都被喉咙吞没了。接连两声吼啸,喉咙口象产道一样柔韧,弹性大得惊人,将几百克毒品分娩出来。胃就要痛出洞来了,最后一口呕吐,什么也呕不出来,只有一口带血丝的粘液。
她喘着气,下巴上挂着粘液拉成的丝。点数一番毒丸,还差四分之一左右。一定已经进入了更深的消化系统,必须顺着肠道走一大圈弯路,才能跟其余毒丸会合。她下一步要做的正和前面相反,得大吃大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