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来的谎话

“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帐，但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逼出来的。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又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