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电视多了,报纸就少了。我订了份报纸,不料成了批发式的周报甚至旬报。乡邮员小吴一个月难露几次脸,来一次就批发一大堆:总理的出访和归国同步报道,球赛的预测和回顾联袂而来。我对这种时间杂串很恼火,差一点要打电话向邮政局投诉。后来一打听,得知小吴的月工资才一百多元,摩托车的汽油也不能报销,因此他不得不把副业当正业,兼职开上了推土机,实有谋生的无奈。
我只得把话咽了回去。
比较自己当知青的那个年代,那时候乡邮员没有摩托车,连脚踏车也没有,靠两条腿步行,还可以让大家看到当天报纸。为何三十年后的乡村邮政竟糟糕到如此地步?乡邮员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市场化分配看似合理,但对贫困山区的某些公益事业而言,岂不是要斩尽杀绝?
我是这里不多的私人订报者之一。只是不知这是对小吴有利(让他的业务效益有所增加)还是不利(如果无人订报,他每月下山一趟也许就够了)。
没有报纸,并不妨碍山里人放眼中国和世界。这一天我妻子去胖姑娘家买豆腐,回来大笑不已。我问她笑什么,她几次刚要开口又忍不住捧腹弯腰,眼泪都出了眼眶。原来,她刚才在大路边听一堆人聚议国事,绪非爹正在那里发表口头社论,议题是海南岛上空的中美撞机。
“美国飞机来了,你有狠,就一炮打他娘的尸,跟什么踪?闻屁臭么?你的飞机又不硬,做得蛋壳子一样,假冒伪劣,撞不过人家的美国货,怪谁?”这是他对中国飞行员和飞机质量的不满。
“美国也他娘的太毒了,就是欺侮你不敢打。上次还炸我们的南斯拉夫(正确说法应该是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说是误炸。屁!你相信么?你以为他们飞机上的炸弹真是没捆好,一不留神滚下来一个?飞机上捆炸弹,总不会是用草绳捆吧?起码要拿六码丝(一种农民所熟悉的铁丝)来捆吧?他娘的,一炸就是三弹齐发,明明不是滚下来的,硬是起了毒心。最后说是赔钱。谁知道真的赔了没有?再说,他美国反正是有钱,扯几张票子不碍事。就当是摸了你老婆的屁股,赔五块钱,输钱没有输气呵。你拿他如何办?”这是发泄对美国当局的嫉愤。
绪非爹端着一个保温杯朝乡政府走去,见到这个爹那个婆的,还是一路上心潮难平:“不得了哇,不得了,飞行员还没有找回来!飞机犁一路去,轮船又犁一路回,到现在,一块降落伞的布也没找到。你们说那个飞行员是不是也有点蠢?未必手机也没带?打个电话回来呵!说我在哪个弯角,省得这么多人耽误瞌睡呵!”
这位绪非爹已在供销社退休,成天捧着个保温杯到处游荡,这里站一下,那里站一下,经常说得唇干舌燥,也确实需要茶水及时补充。实在没有话题和听众的时候,他有些无聊,就搓一手麻将,打一轮桌球,骑着摩托去镇上飚车,当一回玩酷的时尚老年。直到有一次翻车受伤,他好几天撅着屁股哎哎哟哟,扶着墙壁走路,才不再沾摩托。
方方、、蒋韵、李锐、蒋子丹等朋友来乡下时,听我一番介绍,对这位意见领袖大为好奇,要我领头前去拜访。但那天运气不好,我们没找到他,只看见到他家墙根刷有石灰标语“力戒空谈多干实事”绪非爹后来得知此事,听说来访的都是作家,也觉得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与作家深入讨论台湾问题的机会。“中国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呵。”他愤愤地痛陈国是:“台湾就是中国胯里的一粒弹子。这粒弹子如今捏在美国手里呵。他不时捏你一下,不时又捏你一下,痛得你没办法。你看恼不恼火?原来还有一粒弹子捏在英国手里,两边夹着你捏。英国那个婆娘居然还想得出,上一回还要出钱来买弹子。”
“真是要感谢邓小平,说我们的弹子怎么能卖给你呢?就一举把香港收回来了。现在我们胯里要痛,也只痛一粒了。”他补上重要的结论。
这些话女士不宜,但纯属说话的常识化和形象化,其实并无下流之意。看他的脸色,也是一本正经的。
我夏天里下水游泳,有幸在水中被他偶尔接见过三两回。他把汽车轮胎当成皮筏子,一块木板当作船桨,慢慢地朝我划过来,一个黑点由远而近。待看清他了,我发现轮胎上还横绑两块木条,就像船上的左右舷板,塑料袋里还藏有肥皂、毛巾、保温杯一类,看得出主人不是来游泳,是装备齐全地来洗澡。大概是对退休生活不大满意,绪非爹火气更大,越来越像个愤青,开口就骂乡政府:“一年吃了一二十万,哪来那么多死尸要招待?说是招商引资!钱呢,引来的钱呢?钱毛也没有一根!还不如拿去喂猪,一二十万买饲料,总要喂出几百斤肉吧?”
骂完官员又骂日本右翼势力:“参拜,参拜,参他娘的尸!真要搞得中国人火了,好,什么事也不做了,一人出十块钱,做两个原子弹。老子把火柴一划,嘭嗵!”
“你是放原子弹还是放鞭炮?”我没听明白。
“当然是原子弹!”
他的原子弹还处在划火柴的水平,大概不会让日本人民过于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