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碑

    八溪乡座落在雾峰山下，原是雾峰乡的一部分，直到大水库建成以后，才与大水对岸分隔开来，单独建制为乡。这是个地广人稀的小乡，与邻县的山脉相接。二十世纪前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一场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大乱，就是从山那边轻易地呼啸而来。

    这里至今还留有一块青石碑，上面一些不无漫漶残损的刻字，记录着两百多位死者的姓名，记录着那一段动荡。

    当时来了两三个陌生人，大家以为不过是油贩子或者盐贩子，没当回事。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来“接头”的，据说谁不与之“接头”谁的门口就可能贴上白纸条，就可能招来大祸。终于有一天，刺耳的锣声在山沟里响成一线，有人提着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到处跑。大家一看，那是有名大豪绅吴四老爷的脑袋。人们这才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穷人都可以到吴四老爷家去分粮食、烧地契、搬花床、抬腌坛了，老光棍甚至可以到那里去分老婆了。

    乾坤倒转，茶峒立刻拉起了红军的队伍，连一个十三岁的小篾匠，转眼就挂上红袖章，成了一个什么连长（国华爹说的）。他胆子天大，出手最狠，但个头太矮小，杀人的时候，要站到板凳上，要双脚往上跳，刀片才够得着对方的脑袋。在一些人的喝彩之下，他抱着刚刚倒下的尸体，嘴巴对准无头的颈口，呼呼呼大饮其血（吴焕明说的）。

    他的勇敢声名大震，后来成为红匪中的一名将军也不足为奇。在一个皇权崩溃以后的大国，新政府虽说是有了，但四分五裂，几乎没有税源，靠借钱派款养下一些不成样子的枪兵，连防守几个城市都力所不支，对广大农村的零星“匪情”只可能放任不管。这种状况也许只持续了短暂的一段。北方战事结束后，官军腾出手来，缓过气来，买来了德国枪炮，于是带着“铲共队”和“挨户团”一类民团杀回头，扬言摇篮里也要过三刀，棺材板子也要刮九遍，定要把姓“苏”的斩尽杀绝。

    他们果然是一路杀红了眼。有时一刀下去，把某位红军家属砍死在饭桌前，死者喉管里还挤牙膏式地冒出饭菜，冒出糊糊涂涂的红薯丝或者南瓜叶。

    有些分过地主财物的农民，吓得杀鸡宰羊，办赔罪酒，甚至还参加民团一起清乡。不管愿不愿意，他们也得奉令朝大锅里伸筷子，把“暴脑壳”的人心人肺人肝人肠吃上一份，不然自己就得准备让别人来吃。

    将军的大哥全家就是死于这一次清乡。二哥胆小，办了赔罪酒，保下一条小命。将军这时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远走江西，找到报仇的机会是几年后的事情。他没有找到大哥全家的坟前，因为大哥已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一根，没什么可入坟。他只能抱着大哥常坐的一件木凳大哭一场。就在这天，一桌吃酒席的乡绅来不及逃跑，躲在包谷里，终于被红军士兵发现，吓得都举起了双手。将军抽出大刀就朝那里赶。他娘知道他要做什么，疯了似地跑过来，扑嗵一声跪下，抱住了将军的腿：儿呵，儿呵，你这一杀不要紧。你要是走了，茶峒一百多号人就活不成了呵。

    将军哭着喊：我要把他们剜出来！

    老娘知道，他是要剜出大哥一家，吓得地上砸得额头咚咚响：你要剜，先把你娘剜了！

    二哥也赶来跪下：三弟呵，三弟，我也吃了大哥的肉，我也吃了秋嫂的肉。我畜牲不如，你也在我这里剜吧

    将军拔不动腿，发出一声长嚎。母子三人互相撕着，揪着，扯着，最后拥哭成一团。村里很多人也陪着他们大哭不已。

    茶峒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我看到茶峒的时候，它支着错错落落的几十片屋顶，有牛在田边吃草，有女人在门前做鞋垫。将军十几年前已经去世，死在北方一个副司令员的职位上。据说噩耗电报传来的时候，他家门前一棵老樟树刚刚轰然折断和枯亡，引起了很多人偷偷议论。他家的老房子眼下还没有毁掉，只是十分破败，一个革命纪念室的什么招牌油漆剥落，模糊不清。从窗子里望进去，那里堆放着几件尘封的农具，是禾桶和水车什么的，挂着厚实的蛛网。

    听一个放牛的村民说，将军在职的时候很少回家乡。乡亲们原以为鸡犬升天，近水得月，但将军没让任何乡亲在城里谋得差事。他很多年前回过一次家乡，也只是请全村人吃了一顿饭，说是萝卜炖猪肉，实际上萝卜多，肉少——说到这事的时候，村民的口气里似乎还有一些不满。

    将军的二哥也已去世。他生前不时接到北方来的汇款，也去城里享过几天福。不过他不喜欢城里，在北方那个城市下了火车以后，一钻进轿车，落座时大惊失色，说是什么鬼椅子呵，吓得他脔心差点跳到了口里。他更闻不得汽油味，要死要活地下车，说什么也要走路。将军没有办法，只好陪着老哥一路步行，让汽车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将军的娘当然也去世了。那个保住了村庄的女人，葬在老屋的后山上。有两只黑山羊常常在那里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听上去像萦绕不去的呜咽。听村民们说，那两只黑山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不明底细，大家都不敢去抓，任它们自由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