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北京讲演二000

    (一)

    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发表演讲，在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衷心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前曾两度来这里进行访问。不过，那时我只是观察和倾听，也就是说，在中国旅行时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这两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在1960年的夏天。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闻其声的那些人物，不仅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即便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风华卓著。我想在此列举这些人名。由于他们都已是融入历史之中的人物了，谨按照当时所记忆的日本式发音并略去敬称来列举这些名字。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份名单中全都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1984年第二次访华之际，在这一长列人名后面，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当时，身为我们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连在我国产业界对造成公害病负有责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长，以及多年来大受欢迎的女演员，也都得到了发言机会，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总书记面前继续作一个没有嘴巴的人。我在想，这是否与我被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的学者们托付的一封公开信有关？那是一封关于中国新闻记者的人权问题的公开信。

    现在，包括上述这一切，作为我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已将这些巨人们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了记忆之中。在小说家来说，对于那些必要的事物，较之于在短时期内作出评价，不如先将其储存在记忆里。在不断保持这些记忆的新鲜度的同时，与这些记忆共生共存，以期将来获得可以准确表述这一切的必要词语。较之于政治性评价，它们更应该是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的文学语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国听众面前成为一个有嘴巴的人，此外，我还感受到了一种幸福，那就是我的诸多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则是得益于那位发明了炸药的人。因此，今天我想要谈一些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题外话。第一个题外话是这样的：

    我在受奖演说中，曾叙说从孩童时代起便深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历险记所吸引。被变化为小人儿的那位生气勃勃的少年，与那只在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结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飞翔在瑞典的天空。借助小说中的这些情景，我甚至详悉了瑞典这个国家的地理。现在，我也有幸与自己的阿克(姑且不论我的妻子对于自己被喻为母雁是否会感到愉快)一同飞降在了斯德哥尔摩。

    接着，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我还说起了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同样描述过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作为使者，骑乘在大雁背上飞翔于天际，往来于异界与人世之间。在源氏物语的幻这一卷里有一个场景，说的是失去了爱妻的光源氏远望大雁飞渡长空，不禁呼唤般地吟咏道：

    梦也何曾见，游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请为觅行方。1

    1此译诗转引自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3页。诗中魔法使暗喻大雁，典出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临邛道士”——译注。这里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为骑乘之物，往返于异界的那个小人儿，是源氏物语的作者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长恨歌中援引而来的。自最初用文字来表记日本固有语言以来，日本文学便最大程度地受惠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平常我并未特别意识到本国的文学传统，可现在要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进行讲演，这才重新强烈感觉到与日本文学的历史相关联的自我。

    而且，还不只是与日本文学相关联，甚至可以将其广泛地说成与日本思想相关联。在大学时代，我学的是法国文学，以欧洲思想为核心进行学习并接受了影响。我开始关注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构成德川幕府之基础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机，则是接触了美国历史学家纳吉塔哲夫所作的从封建时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德川幕府中、后期构成日本经济中心的大坂地区商人们经营的学习场所——怀德堂进行了研究。在纳吉塔这一研究的引导下，我得以学习了儒教和儒学在日本被接受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在德川幕府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略说来，以下的这一切为我开启了眼界：经历了形成幕府体制意识形态的荻生徂徕的学问及至伊藤仁斋的学问后，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们(他们承担着面临危机的封建时期的日本经济)如何接受了独自的儒教和儒学，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的。

    也是在这一时期，与儒教和儒学为其基础的学问——汉学相对抗的另一门学问——兰学也问世了。即便那些以西洋医学研究为核心的兰学研究者们，也发现构成其学问和思想的人性基础，是从中国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兰学来推广西洋医学的开拓者绪方洪庵就认为，最为重要的还是“医者仁术”在他青年时代的信件中，便强烈显现出了对鸦片战争的忧虑。就连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脱亚入欧并因此而招致批判的福泽谕吉，也认为与其将欧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将欧洲的语言(首先是荷兰语，其次是英语)与汉语这种日本人的学问专用语言相对照，从而在比较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日本语。与现代化相并行的日本超国家主义思想核心由国学者本居宣长做了前期准备，这位本居宣长就曾认真学习过刚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思想专家荻生徂徕。

    也就是说，我只能将现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与始于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得以实现时的日本思想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时，就中国的思想传统为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思考。当然，我还不得不思考与现代化的完成同步发展的超国家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前不久，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提出了“绝对零度写作”理论，研究了将文本从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的文理和内容中剥离出来，单纯地用语言本身来书写文本。然而，身为一个日本小说家，我却无法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作为“绝对零度写作”来加以探讨。

    再来看看日本最近的社会氛围，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日本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巨大牺牲。战后，日本国以及日本人清偿了这一切吗？(尽管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牺牲的侵略战争是无法彻底清偿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面向未来，坚持不懈地赎罪，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才是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基本态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却出现了以首都东京都的那位知事为首的一批新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仅想要忘掉侵略中国的责任，甚至还针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说出、做出一些攻击性和歧视性的语言和举动。

    在这种现状之下，日本的文学者果真能够与中国的文学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评性的相互关系吗？我日益感觉到“绝对零度写作”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想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说下去。

    对于我这个在战后迎来青年时代的日本小说家而言，又是如何领悟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间的邂逅。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是通过我国也许最优秀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国文学这一百年(新潮选书)而得知的。现在，一面对照这本书中的事实就几个问题进行确认，一面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芥川于1921年曾前来中国旅行，在北京与比他年长一岁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胡适过从甚密。后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惯，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谓日本的坏习惯，好像是指除了日语外，不能用其他语言与外国人交谈。这个坏习惯至今仍残存着，最近还在一部描绘中国有名的英语会话教师的电影中受到讥讽。即便现在，日本的小说家不想用外语交换看法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芥川与胡适借助英语进行的交谈，在文学史上就有了值得铭记的意义。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这样写道：“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

    文学家奔赴同时代历史的现场，他们撰写报告并进行批评，这其中同时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险。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时常蕴涵着危险，而在时间和距离的作用下，危险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转化为确实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说家没有中国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这并不是芥川在信口开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接着，在国内通过彻底推行国家主义思潮，对外则挟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威，巩固了国民国家的基础。对此进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被开除教职，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则被处以死刑。然后，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国在内的超国家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九四五年毁灭之时。我们不得不认为，除了共产主义者小说家中野重治以外，从夏目漱石到芥川龙之介，再到昭和时代前半期的小说家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内村鉴三、幸德秋水那样对国民国家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点上，芥川感叹于审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这种审查制度导致自己被指为犯下了对天皇不敬罪)，却又不去尝试着打破那个不自由。我认为，这个事例清晰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不过，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就没有与此相似的困难吗？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胡适所表现出的文风中就蕴涵着一种讥讽。假如芥川遇见曾翻译了他的罗生门的鲁迅并与之交谈，或许就会痛切感受到与胡适的讥讽所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下面要稍微偏离一点儿话题。面对日本独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说，面对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思想体制在内的那个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战争败北之后，在理应将天皇从所有政治权力中驱逐出去的新宪法之下，却仍然存留了下来。我的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现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还想说一些话，尽管这些话并不一定非要面对中国的听众述说。自胡适以后，中国的文学者们面临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去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具体化，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种行为，与芥川感觉到并羡慕不已的中国著作家们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完全不同质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才会发现，当时那种困难非常之大，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1919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1960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显现文学者这个脚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时间。当回顾1960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的红高粱和老井之所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自的想像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像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同样，从我对中国的文学者们在五四运动至天安门事件这一时期内所完成的事业和曾那般努力从事的事业所做的归纳中，大家也一定发现了巨大的“分歧”吧。尽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

    接下去，我想说一说在今天的日本，我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也就是说，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日本作家的现状。我出生在日本四国一个森林中的村庄里，那一年是1935年。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了，在我进入仿效纳粹德国而建立的被称之为国民学校的小学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十岁时，我迎来了战败，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处于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当时，对于我这位少年来说，天皇是神，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最为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并被从外部封闭起来的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种民主主义体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之中，我决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管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春，却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只是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我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做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

    当年，我是以青年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并开始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确实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作为年轻的小说家，应当如何面对日本的社会现实？我从这种萨特式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不得从个人的闭塞状态中后退半步的危机之中。

    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札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会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1968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札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