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关于美美的只言片语

    文/曲江涛

    小齐

    作为一个电视行业的雇佣军，流浪在京数年，整日东奔西走，零打碎敲地干些无聊无趣又无钱的散活，突然有美国人找我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艾滋病调查的长纪录片，当时看来价格不菲。虽然心有惴惴，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接了下来。

    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有三种，性传播便是其中之一，而男同性恋之间的风险最大。于是，拍摄这个完全陌生甚至神秘的群体，就成了我那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内容。

    东单公园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同志聚集地，所以我首先来到这里。男厕所门口，三个二十来岁的打扮入时的小伙子正在调笑打闹。见到我过来，马上不再做声，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目送我进去。

    进到里面，我很快逡巡了一遍，发现这里和所有北京简陋的男厕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几乎所有空白的地方都有留言，内容大多是些很露骨的交友信息，电话qq号码，以及真情告白之类。各种笔迹各种颜色，图文并茂，画风或拙朴或细腻，但无一例外的是，都有披头散发剑拔弩张的男根造型。听到有人进来，我赶紧假装完事走人，手在裤兜里暗暗攥紧了打开的瑞士军刀。毕竟，新闻上也有过关于同性强暴抢劫的报道

    山包的亭子里，我见到了小齐。

    小齐是一个身材矮小，面色潮红的乡下小伙子。衣着单薄破旧，不同的是，他在中长的外衣上缀了一些金属的链子和纽扣，让他多多少少有了点新潮的气息。几句攀谈之后，他承认了自己是同志，并很直接地问我："你住哪里？我能跟你回家吗？不要钱。"

    有些猝不及防，我明确地拒绝，并说明来意：想拍摄关于他的纪录片。他有些犹疑，我告诉他，片子不会在国内放映，每拍摄一次会有两百块的报酬。他很激动地答应了。

    又有两个男子加入我们的谈话，我趁热打铁地也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一个拒绝，另一个则要走了我的手机号码，说想明白了会通知我。

    这个要走我手机号码的男子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日子里频繁地发短信骚扰我，肉麻下流。大怒之下我威胁报警，他才销声匿迹。

    在后来的拍摄中我得知，小齐来自山东农村，来北京是因为在家乡不被理解，想在这里找到知己。他已经28岁了，离婚，有一个8岁的儿子，两年前随前妻改嫁走了。谈到如何成为同志时，他说是在三年前父亲去世后突然发现自己非常渴望父爱，于是开始了寻找"父爱"的征程。

    他来北京还不到一年，大部分时间是睡在地下通道和火车站。饿极了会来东单公园找嫖客卖身。有时有钱有时仅仅是吃顿饱饭。曾经有个老头包养过他二十多天，管吃住还给他买过一条裤子。尽管老头有点变态经常咬伤他，但他认为这已经是来北京后最幸福的日子了。后来，老头突然不见了，他被房东赶了出来。

    在顺义的一个镇上，小齐找到了新的工作，同性酒吧的服务员兼表演嘉宾。每天八个包子是他的伙食，睡在酒吧里。老板的盘剥不仅仅是工钱，还有他陪酒卖身的收入。问他为什么不离开，他说他喜欢这里的气氛，特别是老板会经常安排他表演跳舞。

    我看了小齐的节目，无非就是穿上肚兜涂脂抹粉扭来扭去，毫无节奏与美感可言，但他很自信。尤其是我在拍摄他的时候，他跟别人介绍说是在拍电影，他是主演。

    拍摄很快结束了，他用我们给他的酬劳买了部手机，并要了我的号码，他说这样就会有更多认识同志的机会。

    我劝他回家去，在外闯荡并不适合他，或许村里就有同志。他思考了很久之后突然说出了好几个村里人的名字，说这些人十有八九是同性恋，可以回村交往。我在火车站帮他买了回老家的车票，又给了他几百块钱。

    两天后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希望我再来拍他，因为他又没钱了。原来他那天在车站的厕所里根据留下的号码约见了一个同志，退票后在小旅馆被对方将钱偷了个精光。

    我申请了经费后再次买票，亲自将他送上回乡的火车。

    一个月后我在安徽出差时开始连续多日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全是找小齐的！对方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到我的手机上，全是来自同志的问候，好几个人在问答之间都对我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

    我勃然大怒，拨打小齐的电话总是忙音，发短信息又不回，只能根据小齐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家。

    小齐还是当初在北京时的装扮，见到我们的到来极其兴奋，不停地向村里人介绍我们来自北京，是来拍他电影的。我强压怒火要过他的手机翻看，发现他居然将来电转接到了我的手机上！更改设置后我警告他再也不要联系我，然后准备离开。这时他提出想去看孩子，希望我们能送他去。看到他重新涂脂抹粉地出现在车上时，我立刻后悔答应了他。

    不是很远的一个村子，小齐来到前妻家后激动地下车，抱住正在玩耍的儿子放声大哭，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给他。孩子不知所措的时候，高大的前妻出来了，不由分说地开始推打小齐。

    小齐哭喊着说只是想看看儿子。前妻又过去打儿子，儿子哭着将玩具丢在小齐脸上。三人哭闹成一团。村民开始围聚过来，将我们包围。有两个男人开始抽小齐的耳光。很快村民中就开始传播我们是帮助小齐来抢孩子的谣言。于是，车被砸，人被打，我们成了众人的靶子，混乱中我看到小齐站在角落里满脸尘土，目光呆滞。

    在姗姗来迟的警察的调解下，直至半夜我们才得以赔款脱身。

    我再也没有见过小齐。

    后来他又给我发过两次短信，说是又来北京了，想让我去拍他。我没有回。后来手机丢失一些号码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每年过节的时候，我总能收到数条不知是谁的短信，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他。

    老杨

    老杨在南城胡同的一家同志酒吧上班，憨厚敦实，皮肤黝黑。注意到他是因为在五六个表演舞蹈的同志中，他是岁数最大的一个。在签订授权书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身份证，他已经61岁了。

    他们表演的有小品和类似秧歌的欢庆舞蹈，大家都穿着肚兜，画着脸蛋，手持红绸满场飞奔。老杨很卖力，汗流满面但始终微笑，除了动作僵硬笨拙之外，他还老出错，常常引得底下嘘声一片。

    在狭窄脏乱的集体宿舍里，老杨往往是在大家的挤兑挖苦中不停地道歉，陪着笑脸，帮大家出去买东西跑腿，并主动承担了大部分清扫酒吧的任务。闲暇时，他会虚心请教舍友各种问题，从普通话的标准发音到舞蹈的基本动作和演小品时如何抖包袱。他几乎每天压腿，呲牙咧嘴之余还不忘告诉我，他再压一个月就能劈叉了！60岁的人还能劈叉，这会在今后的表演中形成轰动，他会成为这个酒吧里的明星，他坚信。

    老杨来自东北，有老婆和一对儿女，家境尚好。来北京是因为在老家和一个小伙子酒后亲热被人撞破，声名狼藉无法立足，才被迫偷偷离家。在北京，他花光积蓄才找到了这个酒吧的工作，如鱼得水宛若新生。

    老杨基本每个月都会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做生意，叫他们不要惦记。奇怪的是家人从未问过他在做什么生意，这让老杨有些郁闷，或许，家人真的不再关心他了。问他今后的打算，老杨说不知道。只想每天能够待在这里和同志们在一起，反正没人认识他。当务之急是练好节目，博得大家尤其是老板的欢心。况且，每表演一次，都会有十五块钱的补助。

    他在一天的拍摄结束后偷偷地拿出一包烟给我，希望我能在老板面前帮他美言几句，别老想着开除他。我没有收烟去找了老板，老板大笑：这样老实勤快的员工怎么可能开掉呢？都是在用他来杀鸡骇猴罢了，因为有别的酒吧来他这里挖人，有两个人蠢蠢欲动。

    老杨对曾经的恋人念念不忘，说是那个孩子主动勾引他的。是他勾起了老杨对男人的兴趣。他把我引上了邪道！老杨说，我像吸毒一样，回不去了。那个孩子在两人被撞破后居然说自己喝多了什么都不知道，是老杨对他耍的流氓，并拿起酒瓶打破了老杨的头。不能怪他，毕竟将来还要找媳妇的。我老了，无所谓要不要脸了。酒后的老杨呆坐了会儿又问我，你说，我俩这点事在北京是不是根本就不算事啊？他才应该来北京发展，那孩子长得俊，嗓子好得不得了。

    老杨借我手机说要给那孩子打个电话，拨通放在耳边一会儿就还给了我："关机，估计是睡了。"老杨掩面痛哭，我诧异地重拨过去，手机里传出：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数周过去了，再次来到酒吧的时候，老杨已经从偶尔能上台表演的角色，沦为纯粹的服务生了。一伙喝高的客人在老杨的一次表演中直接冲上台将他揪了下来，表示如果再让老杨上，将再也不来酒吧，老板答应了。

    老杨沉默了许多，我试图去安慰他，却被他的微笑给驳回了：没事啊，正常的。那帮客人基本上天天来，老板也没办法，主要还是我演得不好，老板说了，以后会想办法让我演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老板专门演的一出戏，目的是能够在不刺激至老杨离职的情况下，把演出的位置腾给刚来的一个年轻人。白天无事的老杨还是会在众人的嘲笑中向他们请教，还是会练习劈叉。在众人的撺掇下，他追求时髦也起了个英文名字：施瓦辛格。

    这时，我们对于这个酒吧的拍摄也按计划结束了。很久我都没有再去过那里。听人说，老杨还真的劈下叉来，还学会了侧手翻，可惜没等上台表演，那个酒吧就被警方查封了。再也没有老杨的消息。前段时间经过那里，整条胡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小志

    因为得到了国内及香港的几个同性恋关爱组织的帮助，在上海，我见到了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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