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
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
因为我戒烟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
"这叫找死,不是疯狂。"
"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
"仍然是找死。"
"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
"那还是叫找死!"
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诉我,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
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
"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
"如果当你年老时,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我也许还不算老,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
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他说:
"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
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
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
他说得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
"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柏森并没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
终于有火车进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号。
我往车尾走去,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
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
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才会闯平交道,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
更不用说拋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
只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节车厢都是。
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
叹了口气,背上背包,退开三步,安静等待。
火车汽笛声响起,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
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很像滑雪姿势。
砰的一声巨响,火车起动了。
我回过头看一下月台,还有一些上不了车的人和送行的人。
这很容易区别,送行的人会挥舞着右手告别;
上不了车的人动作比较简单,只是竖起右手中指。
念小学时每次坐车出去玩,老师都会叮咛"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
我还记得有个顽皮的同学就问:"为什么呢?"
老师说:"这样路旁的电线杆会断掉好几根啊!"
说完后自己大笑好几声,好像动物园中突然发情的台湾弥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么高明的老师。
我那时就开始担心长大后的个性,会不会因为被这种老师教导而扭曲。
火车开始左右摇晃,于是我跟着前后摆动。
如果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么脚呢?
我突然有股冲动,于是将左脚举起,伸出车外,然后放开左手。
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
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这样可以算疯狂吗?
再把右手放开如何?柏森一定又会说那叫找死。
所谓的疯狂,是不是就是比冲动多一点,比找死少一点呢?
收回左脚,改换右脚。交换了几次,开始觉得无聊。
而且一个五六岁拉着妈妈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着我。
我可不想做他的坏榜样。
荃常说我有时看起来坏坏的,她会有点怕。
明菁也说我不够沉稳,要试着看起来庄重一点。
她们都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外在形象,而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
我总觉得背负着某些东西在过日子,那些东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种叫做期望的东西。通常是别人给的。
然后是道德。
不过在学校时,道德很重,出社会后,道德就变轻了。
它们总是压着我的肩,控制我的心,堵住我的口。
于是我把背包从肩上卸下,用双脚夹在地上。
因为我不希望这时身上再有任何负担。
我从外套左边的口袋掏出烟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烟。
站在禁烟标志下方的妇人带点惊慌的眼神看着我。
我朝她摇了摇头。
把这根烟凑近眼前,读着上面的字: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