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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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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二天杨登科陪杨前进去了城西派出所，钟鼎文立即给舒老板打了电话，要他过来看保安。没几分钟舒老板就过来了，见了杨前进，很是满意，对钟鼎文千恩万谢，说给他找了个这么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以后红杏山庄绝对不会出昨晚那样的事了。
从城西派出所出来后，杨登科准备回单位去看看。杨前进的工作有了着落，杨登科感觉一身轻松，像是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总算对得起邓桂花了，这也是对二十年前那段珍贵的恋情的一个交代。而且可以一心一意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估计出手的那八千元也该有点反馈了。也不知康局长在忙些什么，他总不可能对八千元无动于衷，或者像上次吴卫东一样，将钱给退回来吧？
刚进农业局大门，迎面碰上蔡科长。杨登科主动打招呼道：“蔡科长上哪去？你真是贵人多忙啊。”蔡科长躲不开，只好应付道：“没忙没忙。你呢，忙些什么？”杨登科正是等他这话，说：“没忙什么，还是侄儿工作的事。”
为这事，蔡科长曾装模作样给杨登科写过条子，跟农校马校长将双簧唱得有声有色，现在杨登科旧事重提，他当然不好不关心一下，问道：“有着落没有？”杨登科说：“着落是有了，但哪找得到农校那样的好地方？”蔡科长说：“那又是什么地方？”杨登科说：“红杏山庄。”蔡科长说：“红杏山庄？工资还算高吧？”杨登科说：“不高，才七百元一月。”蔡科长说：“七百元一月？不低嘛，相当于我们这些国家干部了。”
杨登科嘿嘿笑了两声，望着蔡科长，不再说什么。蔡科长这才意识到杨登科是有意要把这事说给他听的，意思是没马校长和你蔡科长，他杨登科也能把事办成，而且办得还要漂亮一些。蔡科长脸上红了红，讪地走开了。
望着蔡科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杨登科扬手打了一个响指，朝司机班走去。
司机班这时就老郭一人，胡国干和刁大义他们都不在。老郭说：“杨科你去哪里了，刚才康局长还打电话来找你。”杨登科眼前一阵晕眩，有一种大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半天才缓过劲来，望定老郭，说：“你说什么？康局长打电话找我？”
老郭见不得杨登科这个熊样，说：“康局长打电话找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市长省长打电话找你。”杨登科这才意识到刚才有些失态，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老郭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我从电大出来后半年多了，天天无所事事，不难受？”
老郭不愧为老郭，究竟在局里呆了三十多年了，立即在杨登科话里听出了一点意思，说：“你给领导下了药啦？”杨登科说：“说得这么难听干什么？这可是对领导的大不敬，传到领导耳朵里，多么不好？”老郭说：“哟，还教育起老前辈来了。老实交代，下了什么药？”杨登科求饶道：“老郭，你就别逼我了，好不好？”
老郭指着杨登科的鼻子，笑道：“这就叫做贼心虚。好好好，不逼你，你也不容易。”
杨登科双手作揖，感谢老郭放他一马，说：“知我者，老郭也。”老郭说：“你现在行动正是时候，过几个月，我就办手续了，你先把车库里的面包车弄来开一阵，我退休后你就来开奥迪。这车是当年陈老板买回来的，最先就是你在开，你去了电大，又一直归我管着，交给其他人，我还有些不太舍得呢。”
这话旁人听去平淡，杨登科就懂得老郭是给他掏心窝子。他们都曾是陈老板的人，陈老板下去后，杨登科自不必说，老郭的处境也大不如从前了，连那个名义上的车队队长的头衔都给抹掉了。所以听出杨登科正在康局长那里活动，老郭也是非常理解他的。人在单位，出人头地不容易，但至少也要做得起人，连人都做不起了，卵都要短三寸啊。
杨登科当然没心思跟老郭抒情，他心里系着康局长的电话，迫不及待地问老郭道：“康局长没说什么吧？”老郭说：“没说什么。”杨登科说：“那他在哪里打的电话？”老郭说：“领导打个电话来，我怎么好问人家在哪里打的电话？你不记得机关里有一句这样口头禅：可问天可问地，不可问领导在哪里。”
杨登科知道自己这是太过心切，说：“那也是。”心想既然康局长打电话找自己，何不给他回个电话？拿起话筒，才意识到并不记得康局长的号码。也是一心不能二用，过去全心全意绕着陈局长转，跟别的领导的交道自然就不多。拿出电话本，找到康局长的名字，突然又没了打电话的劲头。这样的事，领导可以给你电话，可你给领导打电话，总觉得有些欠妥。
也许康局长还在办公楼里，杨登科干脆出门，进了电梯。
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杨登科在门边站了一会，也听不出里面有什么动静。这才恍然想起刚才在司机班里时，就没见到给康局长开车的胡国干，那么康局长肯定不会还在局里了。杨登科敲敲自己的脑袋，自骂道，人弱智的时候，连常识性的错误也敢犯。
没有接到的康局长的电话仿佛一只无形的钓饵，在杨登科眼前晃来晃去的，使得他口干舌燥，焦渴难忍，却怎么也够不着。
回到司机班，老郭已经走了，杨登科屁股往椅子里一搁，哪里也不去，支楞起耳朵，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巴望康局长的车快点回来。单位的车进出时，别人要看到车子才知道哪台车是哪台车，当司机的只要听听声音就分辨得一清二楚。
一直等到下班，康局长还是没回来。杨登科只好出了司机班。一打听，才知道康局长出差去了。也不知去哪里出差，什么时候能回来。机关里有些规矩，不一定要成文，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默契得很。比如这出差的事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出差得科长主任同意，科长主任出差得分管副局长同意，副局长出差得局长亲自同意，局长是一把手，在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要出差，自然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意，出门之前能跟局里人说声他要出差，已经算是非常民主了，至于要到哪里去，去多久，做部下的谁都不会放半个屁。
杨登科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从城西派出所出来时就该打个的或坐个出租摩托，能早点回到局里，康局长也许还没走。
杨登科的心就悬在了那里。几天来食不甘睡不稳，心里像是猫抓着一样。白天在司机班里，注意力全在窗边的电话机上。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以为是康局长打来的，比任何人都反应快，一个鲤鱼打挺，最先把话筒抢到手上。手机平时是挂在腰上的，现在一刻不停地抓在手里，并且把铃声调到最高音量，怕响铃时听不见。有时老郭跟他说话，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刁大义把他拖到牌桌上，老出错，该出红桃出了黑桃，该出大鬼出了二王，谁跟他是对家，谁的钞票就要倒霉。
回到家里也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仿佛电话机会忽然长了翅膀飞走似的。聂小菊和杨聂说话大声了点，他就发脾气，生怕来了电话听不到。电视也没心思看了，周末杨聂要看体育节目，声音稍稍高了点，他就黑着一张脸，过去把音量调小，吓得杨聂再不敢看电视，跑到自己房里看卡通书去了。夜里睡下了，手机也是开着的，就放在枕边。半夜突然惊醒，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第一个动作就是猛地将手伸到枕边，像抓手枪一样猛地把手机捞到手上，看是否耽误了康局长的电话。
然而自始至终，杨登科也没接到过康局长的电话。有时杨登科实在是熬不住了，就大着胆子去拨康局长的手机。号子拨完后，他又犹豫起来，既希望拨通，好听到康局长那动听的声音，又非常害怕拨通，担心康局长一不高兴，坏了大事。幸好打了两次都没通，这样杨登科没什么想法了，一门心思等待康局长打电话给自己。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康局长终于出差回来了。那一阵杨登科正坐在司机班里盯着电话机出神，忽听有小车进了农业局，他耳朵一支，就听出是那部红旗牌小车了。杨登科真是喜出望外，腾地一立身子，提腿就往外跑，竟将屁股下的椅子带翻在地。
杨登科没听错，正是那部红旗车。
却没看见康局长，杨登科大失所望。走近刚下车的胡国干，问康局长在哪里，胡国干斜他一眼，揶揄道：“你是市长还是书记？康局长在哪里你也要关心？你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就行了。”杨登科也不生气，低声下气道：“你小气什么？康局长是你的局长，同时也是我们全局干部职工的局长，他天天由你关心着，我们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胡国干斜杨登科一眼，然后摇着手上红旗车的钥匙，神气活现道：“想关心康局长还不容易得很？你把这车的钥匙拿去就行了？”杨登科说：“国干老弟，你这不是挖苦我么？现在我想开开破面包都开不着，哪敢有这等奢望？”
杨登科的话大概让胡国干起了同情心，他这才缓下语气，说：“告诉你吧，康局长今天不回局里了，有事明天再找他，估计明天他会在局里上班的。”
杨登科没法，只好走开了。
胡国干没有估计错，第二天康局长坐着他的红旗进了农业局后，还真没离开过局里。而且让胡国干到司机班里把杨登科叫到了局长室。杨登科又惊又喜，生怕胡国干是跟自己开的玩笑，说：“国干你没谎报军情吧？”胡国干不耐烦了，说：“你这人也真是的，我什么不可以谎报，偏偏谎报领导找你？”
杨登科琢磨着也是的，谁吃了豹子胆，敢拿领导来开心？于是脸上堆了笑，连声谢过胡国干，出了司机班，脚底生风，往楼上直窜。
这天康局长看来还清闲，杨登科走进局长室时，他正手握毛笔，在旧报纸上笔走龙蛇。那字确实不好恭维，但杨登科为了开上单位的车子，还是小声赞扬了两句。康局长无意于杨登科廉价的吹捧，放下笔，然后将写了字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手一抬，说：“把门关上吧。”
杨登科听话地过去关了门。心里暗自高兴，这事看来成了。
可转过身时，却见康局长的脸拉长了，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杨登科你要干什么？”杨登科望着康局长，一时没能弄明白这话的确切含义。康局长不再多说别的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说：“你拿走吧。”
正是那个大信封。
杨登科像从没见过这个大信封似的，顿时就傻了。半天才觉得脑袋里嗡嗡乱叫，像是屋里飞着无数饥饿得四处乱扑的蚊子似的。人立在地上动弹不得，跟一具僵尸没有太大区别。
见杨登科没有反应，康局长又提高了声音道：“快给我拿走。”
杨登科这才一个激灵，猛地回过神来。他走近康局长，低声嗫嚅道：“康局长，我这不是祝贺您生日的吗？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来就没给您老人家贺过生日。”康局长说：“谁生日了？你说谁生日了？你少来这一套好不好？”
杨登科还不甘心，以为康局长这是要当廉政建设的楷模，故意做秀给他瞧的。如今有些手中掌点权力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秀，他们总是正话反说，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果仅仅从字面去理解他们做出来的秀，往往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好在常在权力跟前晃动的人悟性也变得越来越高，领导做秀时还能心领神会，得其精髓。杨登科不想让康局长将自己看作是大木瓜，这才麻着胆子说道：“12月22日不是您的生日吗？”
不想杨登科这句话一出口，康局长脸都紫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是缠在老树上的枯藤。只见他在桌上重重地连拍数下，咬着牙根吼道：“这简直就是放屁嘛！是谁放的屁？你说说，是谁放屁说我是12月22日的生日！”
杨登科吓得往后直退，又结结巴巴分辩道：“我可是在报上看到的。”康局长说：“报上也是放屁！报上放的屁更臭，臭不可闻！”
杨登科再也不敢吱声了，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大信封，往怀里一塞，落荒而逃。康局长不收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是疾恶如仇？是痛心疾首？是怕手中钞票多了咬手？好像都不是。现在是金钱社会，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会对钞票怀有那么大的敌意。何况康局长也不是没收过局里人的钱。比如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和政工科蔡科长，杨登科就听人私下说过，陈局长下去后，他们除了市工作组进驻农业局时对陈局长落井下石外，同时还给康局长送过大钱，康局长并没将钱退给他们，而是让他们保住了原来的位置。杨登科不知道自己犯了康局长什么大忌，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楼下，杨登科不敢回司机班，直接出了农业局。他知道此时自己这个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怎么中看。
一时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家吧，还没到下班时间，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呆着很是无趣。找个人一吐心中块垒，好像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跟钟鼎文倒是还投机，只是他忙忙碌碌的，哪有空陪你说话？杨登科只得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想起几个月来的遭遇，想起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读电大前天天给领导开车，也算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读了两年电大后，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想重操旧业找部车开开都不可能了，心里沮丧得不行，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将自己了结算了。
想自己一个小人物，别的大事难事做不来还情有可原，可拿着现成的钱都送不出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中用的东西么？
这么自责着，杨登科不觉上了一座天桥。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望向远处空旷的街口，天边彩云如锦。杨登科抚栏而立，仰天长叹了一声。良久低首，发觉自己已是泪眼婆娑。
最后杨登科还是悄悄抹去脸上泪水，离开了天桥。他还下不了从天桥上栽下去的决心。
荡了一圈，又回到了市中心，这才发现到了医院门口。猛然想起猴子来，也不知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杨登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猴子了，他老婆住在医院，上门借钱，连个借字都没让人家说出口，就把他打发走了。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身上那个八千元的大信封，心下暗忖，这钱反正送不出手，何不借给最需要钱的人？
狠了狠心，杨登科真抬腿进了医院。
然而猴子老婆已经不在医院。医生说已出院好久了，是钱不够无奈出院的，其实肠癌只要手术动得及时，病人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耽误了就会坏事。
杨登科默默离开了医院。如果猴子老婆确是因为借不到钱误了性命，那自己岂不是罪人一个？杨登科已经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到侯家村去走一趟，把这八千元钱送到猴子手上，叫他把老婆的手术给做了。
第二天杨登科跑到侯家村，猴子家竟然空无一人。向邻居一问，才知猴子老婆一个星期前已经病故，猴子把老婆尸体一埋，就跟村里人进了城，向种子公司讨要法院判给村里的赔款去了，如果种子公司不给，他们就到人大和政府去上访。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之大不幸。杨登科总觉得猴子老婆的死，自己责任重大。他后悔莫及，那天晚上家里除了一张两千元的存折，还有三千元现金，如果给猴子施以援手，他老婆的命肯定是保得住的。杨登科想，这一辈子是没法原谅自己这个过错了。
离开侯家村时，杨登科曾动过把那八千元留下，托邻居转交给猴子的念头，可想想又有些不妥，还是放弃了。他怕猴子无法接受。猴子老婆活着时，你不借钱给他，他老婆死了，你送钱来了，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幸灾乐祸？杨登科无奈，怪只怪自己当初一念之差，酿成这个后果。看来只得以后再找机会修复这份战友情了。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觉得将八千元留在手头已经意义不大，立即找到钟鼎文，还那三千元给他。开始钟鼎文怎么也不肯接收，杨登科竟然怒不可遏了，鼓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像是要和钟鼎文干架似的。钟鼎文不知杨登科在哪里吃了火药，只好接了那钱。
另外五千元，杨登科晚上给了聂小菊。其实聂小菊昨晚就意识到了事情的结局，因为一个晚上杨登科都没说一句话，脸色阴沉得像一块久未搓洗的抹布。这一刻望着手上的大信封，聂小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拿了钱送不出去的，说出来恐怕谁都会当作现代童话。但她不好说杨登科什么，她知道他已经受了太大的委屈，不愿再点他的痛处。
杨登科大病了一场。
夜里聂小菊并没察觉杨登科有什么异常，第二天早上她安排杨聂吃过早餐，打发他背着书包出了门，自己也准备动身了，才发现并没有睡懒觉习惯的杨登科还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聂小菊以为他还在生气，不去惊动他，可要出门了，又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便走到床前，伸手在杨登科额上一摸，竟然烧得和烫斗一样。聂小菊急了，要送杨登科上医院，他却坚决不肯。聂小菊没法，只得匆匆下楼，跑到学校医务室，喊了校医来给杨登科吊水。吊了两天，也没见好转，体温一直没降下来。可杨登科还是倔着不肯上医院，说死在家里总比在外面做野鬼强。聂小菊无可奈何，只有背过脸去悄悄流泪。
杨登科卧床不起，好几天没去上班，农业局竟然没人发觉，好像局里从来就没有过杨登科这么一个人似的。如果不是杨登科，而是换了一位重要领导龙体欠安，一两天没露面，局里那就热闹了，那些要求进步的主任科长们还不吃了老鼠药一样，早就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那是打了地洞也非得把领导给翻出来不可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谁叫你杨登科蚂蚁一样那么不起眼呢？
后来还是老郭几天没见杨登科的影子，觉得有些不对头，打电话到九中，才在聂小菊的哭诉里知道杨登科病得不轻。
老郭特意跑到九中来看望了杨登科一回。老郭不愧是老郭，不用把脉，不用问病情，只在杨登科的脸上瞥了一眼，便知道了他的病因何在。
老郭还特意把聂小菊和旁边的校医支开，和杨登科单独呆了一会儿。他望望面黄肌瘦的杨登科，说：“你给康局长送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实话，是不是被他退了回来？”杨登科那半开半合的眼睛就张大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郭说：“我掐指头掐的。”
杨登科当然不相信老郭这么能掐，他又没学过阴阳五行。就是学过，也不可能掐得这么准确。杨登科说：“是姓康的透露给了胡国干，胡国干说出来的吧？”老郭摇摇头，说：“姓康的堂堂一局之长，不可能这么没水平，人家给他送钱的事也拿出来说。就是他说了，胡国干也不会乱说的，嘴巴不紧点，能给领导开几天车？”
杨登科觉得老郭说的有道理，说：“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掐过指头？”老郭笑道：“说掐指头当然是假，但说推测却是真的。想想看，如果康局长没把钱退给你，你会一病不起吗？”杨登科说：“你错了。我没给康局长送过钱，他又怎么退钱给我？”
话都说得这么露了，杨登科还这么藏着掖着的，老郭不免有些生气，说：“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相信我，那我没法了。”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杨登科急了，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拉住老郭，央求道：“老郭你别生气，只要你给我做主，我什么都说。”
然后把给康局长送钱的前后经过，一古脑都倒了出来。
听完杨登科的交代，老郭忍不住笑起来。杨登科说：“我知道你觉得好笑，只有我杨登科才这么蠢到了家，拿着现成的钞票都送不出去。”老郭止住笑，说：“蠢倒说得重了点，如今谁办点事不都是拿钱开道？”接着又故作高深地说：“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你一定见过过去的钱币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打一个眼么？”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老郭闲扯这无聊的话题？也不愿深想，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老郭也不在意，说：“那是让人往里钻的。”杨登科不觉得老郭这个见解有多高明，说：“要是有人不肯往里钻呢，你又拿他怎么办？”老郭说：“那你就得反省一下，看是哪个环节搞错了。”杨登科甚觉不解，说：“送钱不简单得很么？错得到哪里去？”
老郭停顿片刻，悠悠说道：“你还没开悟，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康局长根本就不承认他是1949年12月22日的生日，你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到了人家大腿上。”
这让杨登科吃惊不小，瞪大眼睛道：“那不是报纸上说的么？白纸黑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的生日。”老郭说：“报纸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有可能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杨登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吴卫东不是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么？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宁肯把自己爹妈的生日弄错，也不可能把康局长的生日弄错呀。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里还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康局长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懂点地方史料的人都知道，1949年12月22日对于我们贵都市来说，的的确确还是旧社会。”老郭说：“我知道文章里有这句话，那篇文章司机班的人都拜读过，刁大义和小钱他们都差点能背下来了。那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月22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外界是绝缘的。所以才导致他12月21日晚懵懵懂懂跑到康局长家里去贺生，竟然触到了康局长的敏感处。想想也是的，康局长已经生到了新社会，自己还要让他生回到旧社会，自己是什么居心？是有意要他进入不了此次省委组织部的视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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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杨登科陪杨前进去了城西派出所，钟鼎文立即给舒老板打了电话，要他过来看保安。没几分钟舒老板就过来了，见了杨前进，很是满意，对钟鼎文千恩万谢，说给他找了个这么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以后红杏山庄绝对不会出昨晚那样的事了。
从城西派出所出来后，杨登科准备回单位去看看。杨前进的工作有了着落，杨登科感觉一身轻松，像是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总算对得起邓桂花了，这也是对二十年前那段珍贵的恋情的一个交代。而且可以一心一意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估计出手的那八千元也该有点反馈了。也不知康局长在忙些什么，他总不可能对八千元无动于衷，或者像上次吴卫东一样，将钱给退回来吧？
刚进农业局大门，迎面碰上蔡科长。杨登科主动打招呼道：“蔡科长上哪去？你真是贵人多忙啊。”蔡科长躲不开，只好应付道：“没忙没忙。你呢，忙些什么？”杨登科正是等他这话，说：“没忙什么，还是侄儿工作的事。”
为这事，蔡科长曾装模作样给杨登科写过条子，跟农校马校长将双簧唱得有声有色，现在杨登科旧事重提，他当然不好不关心一下，问道：“有着落没有？”杨登科说：“着落是有了，但哪找得到农校那样的好地方？”蔡科长说：“那又是什么地方？”杨登科说：“红杏山庄。”蔡科长说：“红杏山庄？工资还算高吧？”杨登科说：“不高，才七百元一月。”蔡科长说：“七百元一月？不低嘛，相当于我们这些国家干部了。”
杨登科嘿嘿笑了两声，望着蔡科长，不再说什么。蔡科长这才意识到杨登科是有意要把这事说给他听的，意思是没马校长和你蔡科长，他杨登科也能把事办成，而且办得还要漂亮一些。蔡科长脸上红了红，讪地走开了。
望着蔡科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杨登科扬手打了一个响指，朝司机班走去。
司机班这时就老郭一人，胡国干和刁大义他们都不在。老郭说：“杨科你去哪里了，刚才康局长还打电话来找你。”杨登科眼前一阵晕眩，有一种大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半天才缓过劲来，望定老郭，说：“你说什么？康局长打电话找我？”
老郭见不得杨登科这个熊样，说：“康局长打电话找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市长省长打电话找你。”杨登科这才意识到刚才有些失态，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老郭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我从电大出来后半年多了，天天无所事事，不难受？”
老郭不愧为老郭，究竟在局里呆了三十多年了，立即在杨登科话里听出了一点意思，说：“你给领导下了药啦？”杨登科说：“说得这么难听干什么？这可是对领导的大不敬，传到领导耳朵里，多么不好？”老郭说：“哟，还教育起老前辈来了。老实交代，下了什么药？”杨登科求饶道：“老郭，你就别逼我了，好不好？”
老郭指着杨登科的鼻子，笑道：“这就叫做贼心虚。好好好，不逼你，你也不容易。”
杨登科双手作揖，感谢老郭放他一马，说：“知我者，老郭也。”老郭说：“你现在行动正是时候，过几个月，我就办手续了，你先把车库里的面包车弄来开一阵，我退休后你就来开奥迪。这车是当年陈老板买回来的，最先就是你在开，你去了电大，又一直归我管着，交给其他人，我还有些不太舍得呢。”
这话旁人听去平淡，杨登科就懂得老郭是给他掏心窝子。他们都曾是陈老板的人，陈老板下去后，杨登科自不必说，老郭的处境也大不如从前了，连那个名义上的车队队长的头衔都给抹掉了。所以听出杨登科正在康局长那里活动，老郭也是非常理解他的。人在单位，出人头地不容易，但至少也要做得起人，连人都做不起了，卵都要短三寸啊。
杨登科当然没心思跟老郭抒情，他心里系着康局长的电话，迫不及待地问老郭道：“康局长没说什么吧？”老郭说：“没说什么。”杨登科说：“那他在哪里打的电话？”老郭说：“领导打个电话来，我怎么好问人家在哪里打的电话？你不记得机关里有一句这样口头禅：可问天可问地，不可问领导在哪里。”
杨登科知道自己这是太过心切，说：“那也是。”心想既然康局长打电话找自己，何不给他回个电话？拿起话筒，才意识到并不记得康局长的号码。也是一心不能二用，过去全心全意绕着陈局长转，跟别的领导的交道自然就不多。拿出电话本，找到康局长的名字，突然又没了打电话的劲头。这样的事，领导可以给你电话，可你给领导打电话，总觉得有些欠妥。
也许康局长还在办公楼里，杨登科干脆出门，进了电梯。
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杨登科在门边站了一会，也听不出里面有什么动静。这才恍然想起刚才在司机班里时，就没见到给康局长开车的胡国干，那么康局长肯定不会还在局里了。杨登科敲敲自己的脑袋，自骂道，人弱智的时候，连常识性的错误也敢犯。
没有接到的康局长的电话仿佛一只无形的钓饵，在杨登科眼前晃来晃去的，使得他口干舌燥，焦渴难忍，却怎么也够不着。
回到司机班，老郭已经走了，杨登科屁股往椅子里一搁，哪里也不去，支楞起耳朵，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巴望康局长的车快点回来。单位的车进出时，别人要看到车子才知道哪台车是哪台车，当司机的只要听听声音就分辨得一清二楚。
一直等到下班，康局长还是没回来。杨登科只好出了司机班。一打听，才知道康局长出差去了。也不知去哪里出差，什么时候能回来。机关里有些规矩，不一定要成文，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默契得很。比如这出差的事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出差得科长主任同意，科长主任出差得分管副局长同意，副局长出差得局长亲自同意，局长是一把手，在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要出差，自然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意，出门之前能跟局里人说声他要出差，已经算是非常民主了，至于要到哪里去，去多久，做部下的谁都不会放半个屁。
杨登科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从城西派出所出来时就该打个的或坐个出租摩托，能早点回到局里，康局长也许还没走。
杨登科的心就悬在了那里。几天来食不甘睡不稳，心里像是猫抓着一样。白天在司机班里，注意力全在窗边的电话机上。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以为是康局长打来的，比任何人都反应快，一个鲤鱼打挺，最先把话筒抢到手上。手机平时是挂在腰上的，现在一刻不停地抓在手里，并且把铃声调到最高音量，怕响铃时听不见。有时老郭跟他说话，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刁大义把他拖到牌桌上，老出错，该出红桃出了黑桃，该出大鬼出了二王，谁跟他是对家，谁的钞票就要倒霉。
回到家里也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仿佛电话机会忽然长了翅膀飞走似的。聂小菊和杨聂说话大声了点，他就发脾气，生怕来了电话听不到。电视也没心思看了，周末杨聂要看体育节目，声音稍稍高了点，他就黑着一张脸，过去把音量调小，吓得杨聂再不敢看电视，跑到自己房里看卡通书去了。夜里睡下了，手机也是开着的，就放在枕边。半夜突然惊醒，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第一个动作就是猛地将手伸到枕边，像抓手枪一样猛地把手机捞到手上，看是否耽误了康局长的电话。
然而自始至终，杨登科也没接到过康局长的电话。有时杨登科实在是熬不住了，就大着胆子去拨康局长的手机。号子拨完后，他又犹豫起来，既希望拨通，好听到康局长那动听的声音，又非常害怕拨通，担心康局长一不高兴，坏了大事。幸好打了两次都没通，这样杨登科没什么想法了，一门心思等待康局长打电话给自己。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康局长终于出差回来了。那一阵杨登科正坐在司机班里盯着电话机出神，忽听有小车进了农业局，他耳朵一支，就听出是那部红旗牌小车了。杨登科真是喜出望外，腾地一立身子，提腿就往外跑，竟将屁股下的椅子带翻在地。
杨登科没听错，正是那部红旗车。
却没看见康局长，杨登科大失所望。走近刚下车的胡国干，问康局长在哪里，胡国干斜他一眼，揶揄道：“你是市长还是书记？康局长在哪里你也要关心？你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就行了。”杨登科也不生气，低声下气道：“你小气什么？康局长是你的局长，同时也是我们全局干部职工的局长，他天天由你关心着，我们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胡国干斜杨登科一眼，然后摇着手上红旗车的钥匙，神气活现道：“想关心康局长还不容易得很？你把这车的钥匙拿去就行了？”杨登科说：“国干老弟，你这不是挖苦我么？现在我想开开破面包都开不着，哪敢有这等奢望？”
杨登科的话大概让胡国干起了同情心，他这才缓下语气，说：“告诉你吧，康局长今天不回局里了，有事明天再找他，估计明天他会在局里上班的。”
杨登科没法，只好走开了。
胡国干没有估计错，第二天康局长坐着他的红旗进了农业局后，还真没离开过局里。而且让胡国干到司机班里把杨登科叫到了局长室。杨登科又惊又喜，生怕胡国干是跟自己开的玩笑，说：“国干你没谎报军情吧？”胡国干不耐烦了，说：“你这人也真是的，我什么不可以谎报，偏偏谎报领导找你？”
杨登科琢磨着也是的，谁吃了豹子胆，敢拿领导来开心？于是脸上堆了笑，连声谢过胡国干，出了司机班，脚底生风，往楼上直窜。
这天康局长看来还清闲，杨登科走进局长室时，他正手握毛笔，在旧报纸上笔走龙蛇。那字确实不好恭维，但杨登科为了开上单位的车子，还是小声赞扬了两句。康局长无意于杨登科廉价的吹捧，放下笔，然后将写了字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手一抬，说：“把门关上吧。”
杨登科听话地过去关了门。心里暗自高兴，这事看来成了。
可转过身时，却见康局长的脸拉长了，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杨登科你要干什么？”杨登科望着康局长，一时没能弄明白这话的确切含义。康局长不再多说别的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说：“你拿走吧。”
正是那个大信封。
杨登科像从没见过这个大信封似的，顿时就傻了。半天才觉得脑袋里嗡嗡乱叫，像是屋里飞着无数饥饿得四处乱扑的蚊子似的。人立在地上动弹不得，跟一具僵尸没有太大区别。
见杨登科没有反应，康局长又提高了声音道：“快给我拿走。”
杨登科这才一个激灵，猛地回过神来。他走近康局长，低声嗫嚅道：“康局长，我这不是祝贺您生日的吗？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来就没给您老人家贺过生日。”康局长说：“谁生日了？你说谁生日了？你少来这一套好不好？”
杨登科还不甘心，以为康局长这是要当廉政建设的楷模，故意做秀给他瞧的。如今有些手中掌点权力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秀，他们总是正话反说，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果仅仅从字面去理解他们做出来的秀，往往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好在常在权力跟前晃动的人悟性也变得越来越高，领导做秀时还能心领神会，得其精髓。杨登科不想让康局长将自己看作是大木瓜，这才麻着胆子说道：“12月22日不是您的生日吗？”
不想杨登科这句话一出口，康局长脸都紫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是缠在老树上的枯藤。只见他在桌上重重地连拍数下，咬着牙根吼道：“这简直就是放屁嘛！是谁放的屁？你说说，是谁放屁说我是12月22日的生日！”
杨登科吓得往后直退，又结结巴巴分辩道：“我可是在报上看到的。”康局长说：“报上也是放屁！报上放的屁更臭，臭不可闻！”
杨登科再也不敢吱声了，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大信封，往怀里一塞，落荒而逃。康局长不收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是疾恶如仇？是痛心疾首？是怕手中钞票多了咬手？好像都不是。现在是金钱社会，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会对钞票怀有那么大的敌意。何况康局长也不是没收过局里人的钱。比如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和政工科蔡科长，杨登科就听人私下说过，陈局长下去后，他们除了市工作组进驻农业局时对陈局长落井下石外，同时还给康局长送过大钱，康局长并没将钱退给他们，而是让他们保住了原来的位置。杨登科不知道自己犯了康局长什么大忌，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楼下，杨登科不敢回司机班，直接出了农业局。他知道此时自己这个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怎么中看。
一时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家吧，还没到下班时间，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呆着很是无趣。找个人一吐心中块垒，好像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跟钟鼎文倒是还投机，只是他忙忙碌碌的，哪有空陪你说话？杨登科只得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想起几个月来的遭遇，想起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读电大前天天给领导开车，也算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读了两年电大后，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想重操旧业找部车开开都不可能了，心里沮丧得不行，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将自己了结算了。
想自己一个小人物，别的大事难事做不来还情有可原，可拿着现成的钱都送不出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中用的东西么？
这么自责着，杨登科不觉上了一座天桥。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望向远处空旷的街口，天边彩云如锦。杨登科抚栏而立，仰天长叹了一声。良久低首，发觉自己已是泪眼婆娑。
最后杨登科还是悄悄抹去脸上泪水，离开了天桥。他还下不了从天桥上栽下去的决心。
荡了一圈，又回到了市中心，这才发现到了医院门口。猛然想起猴子来，也不知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杨登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猴子了，他老婆住在医院，上门借钱，连个借字都没让人家说出口，就把他打发走了。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身上那个八千元的大信封，心下暗忖，这钱反正送不出手，何不借给最需要钱的人？
狠了狠心，杨登科真抬腿进了医院。
然而猴子老婆已经不在医院。医生说已出院好久了，是钱不够无奈出院的，其实肠癌只要手术动得及时，病人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耽误了就会坏事。
杨登科默默离开了医院。如果猴子老婆确是因为借不到钱误了性命，那自己岂不是罪人一个？杨登科已经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到侯家村去走一趟，把这八千元钱送到猴子手上，叫他把老婆的手术给做了。
第二天杨登科跑到侯家村，猴子家竟然空无一人。向邻居一问，才知猴子老婆一个星期前已经病故，猴子把老婆尸体一埋，就跟村里人进了城，向种子公司讨要法院判给村里的赔款去了，如果种子公司不给，他们就到人大和政府去上访。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之大不幸。杨登科总觉得猴子老婆的死，自己责任重大。他后悔莫及，那天晚上家里除了一张两千元的存折，还有三千元现金，如果给猴子施以援手，他老婆的命肯定是保得住的。杨登科想，这一辈子是没法原谅自己这个过错了。
离开侯家村时，杨登科曾动过把那八千元留下，托邻居转交给猴子的念头，可想想又有些不妥，还是放弃了。他怕猴子无法接受。猴子老婆活着时，你不借钱给他，他老婆死了，你送钱来了，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幸灾乐祸？杨登科无奈，怪只怪自己当初一念之差，酿成这个后果。看来只得以后再找机会修复这份战友情了。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觉得将八千元留在手头已经意义不大，立即找到钟鼎文，还那三千元给他。开始钟鼎文怎么也不肯接收，杨登科竟然怒不可遏了，鼓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像是要和钟鼎文干架似的。钟鼎文不知杨登科在哪里吃了火药，只好接了那钱。
另外五千元，杨登科晚上给了聂小菊。其实聂小菊昨晚就意识到了事情的结局，因为一个晚上杨登科都没说一句话，脸色阴沉得像一块久未搓洗的抹布。这一刻望着手上的大信封，聂小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拿了钱送不出去的，说出来恐怕谁都会当作现代童话。但她不好说杨登科什么，她知道他已经受了太大的委屈，不愿再点他的痛处。
杨登科大病了一场。
夜里聂小菊并没察觉杨登科有什么异常，第二天早上她安排杨聂吃过早餐，打发他背着书包出了门，自己也准备动身了，才发现并没有睡懒觉习惯的杨登科还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聂小菊以为他还在生气，不去惊动他，可要出门了，又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便走到床前，伸手在杨登科额上一摸，竟然烧得和烫斗一样。聂小菊急了，要送杨登科上医院，他却坚决不肯。聂小菊没法，只得匆匆下楼，跑到学校医务室，喊了校医来给杨登科吊水。吊了两天，也没见好转，体温一直没降下来。可杨登科还是倔着不肯上医院，说死在家里总比在外面做野鬼强。聂小菊无可奈何，只有背过脸去悄悄流泪。
杨登科卧床不起，好几天没去上班，农业局竟然没人发觉，好像局里从来就没有过杨登科这么一个人似的。如果不是杨登科，而是换了一位重要领导龙体欠安，一两天没露面，局里那就热闹了，那些要求进步的主任科长们还不吃了老鼠药一样，早就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那是打了地洞也非得把领导给翻出来不可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谁叫你杨登科蚂蚁一样那么不起眼呢？
后来还是老郭几天没见杨登科的影子，觉得有些不对头，打电话到九中，才在聂小菊的哭诉里知道杨登科病得不轻。
老郭特意跑到九中来看望了杨登科一回。老郭不愧是老郭，不用把脉，不用问病情，只在杨登科的脸上瞥了一眼，便知道了他的病因何在。
老郭还特意把聂小菊和旁边的校医支开，和杨登科单独呆了一会儿。他望望面黄肌瘦的杨登科，说：“你给康局长送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实话，是不是被他退了回来？”杨登科那半开半合的眼睛就张大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郭说：“我掐指头掐的。”
杨登科当然不相信老郭这么能掐，他又没学过阴阳五行。就是学过，也不可能掐得这么准确。杨登科说：“是姓康的透露给了胡国干，胡国干说出来的吧？”老郭摇摇头，说：“姓康的堂堂一局之长，不可能这么没水平，人家给他送钱的事也拿出来说。就是他说了，胡国干也不会乱说的，嘴巴不紧点，能给领导开几天车？”
杨登科觉得老郭说的有道理，说：“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掐过指头？”老郭笑道：“说掐指头当然是假，但说推测却是真的。想想看，如果康局长没把钱退给你，你会一病不起吗？”杨登科说：“你错了。我没给康局长送过钱，他又怎么退钱给我？”
话都说得这么露了，杨登科还这么藏着掖着的，老郭不免有些生气，说：“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相信我，那我没法了。”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杨登科急了，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拉住老郭，央求道：“老郭你别生气，只要你给我做主，我什么都说。”
然后把给康局长送钱的前后经过，一古脑都倒了出来。
听完杨登科的交代，老郭忍不住笑起来。杨登科说：“我知道你觉得好笑，只有我杨登科才这么蠢到了家，拿着现成的钞票都送不出去。”老郭止住笑，说：“蠢倒说得重了点，如今谁办点事不都是拿钱开道？”接着又故作高深地说：“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你一定见过过去的钱币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打一个眼么？”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老郭闲扯这无聊的话题？也不愿深想，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老郭也不在意，说：“那是让人往里钻的。”杨登科不觉得老郭这个见解有多高明，说：“要是有人不肯往里钻呢，你又拿他怎么办？”老郭说：“那你就得反省一下，看是哪个环节搞错了。”杨登科甚觉不解，说：“送钱不简单得很么？错得到哪里去？”
老郭停顿片刻，悠悠说道：“你还没开悟，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康局长根本就不承认他是1949年12月22日的生日，你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到了人家大腿上。”
这让杨登科吃惊不小，瞪大眼睛道：“那不是报纸上说的么？白纸黑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的生日。”老郭说：“报纸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有可能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杨登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吴卫东不是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么？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宁肯把自己爹妈的生日弄错，也不可能把康局长的生日弄错呀。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里还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康局长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懂点地方史料的人都知道，1949年12月22日对于我们贵都市来说，的的确确还是旧社会。”老郭说：“我知道文章里有这句话，那篇文章司机班的人都拜读过，刁大义和小钱他们都差点能背下来了。那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月22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外界是绝缘的。所以才导致他12月21日晚懵懵懂懂跑到康局长家里去贺生，竟然触到了康局长的敏感处。想想也是的，康局长已经生到了新社会，自己还要让他生回到旧社会，自己是什么居心？是有意要他进入不了此次省委组织部的视线范围？
听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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