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天上午聂小菊没课,夫妇俩拿上从钟鼎文那里借的三千元现钞,又上储蓄所取了刚存进去不久的两千元,打的往医院方向而去。下了车,见水果摊上的水果新鲜,顺便买了一袋水果,然后走进医院,直奔住院部五楼。
吴父的病房在五楼,这是杨登科两天前就打听清楚了的。
上到五楼,杨登科先让聂小菊在楼道口站住,自己到吴父病房外晃了晃,见吴卫东不在里面,才招呼聂小菊过去,一起溜进病房。病房里很安静,吴父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打点滴,只有吴母无声地坐在一旁守护着。听杨登科和聂小菊说是吴卫东的朋友,是专程来看望吴父的,吴母忙起身表示感谢。问候过病人,又陪吴母说了一会儿话,杨登科这才拿出装在信封里的五千元钱,从容塞到病人枕下。
吴父对此浑然不知,吴母见了,哪里肯干?说水果就留下了,钱是万万不能收的。聂小菊捉住吴母那只伸向枕边钱的枯手,说:“平时工作忙,也没时间来陪吴伯,一点小意思,伯母你就别介意了。”拉扯了一阵,吴母自然敌不过两位年轻人,只好作罢。
杨登科和聂小菊要走时,吴母千恩万谢,说:“两位提了水果,还要留下那么多钱,我们哪里受用得起。”又问两位高姓大名,在哪个单位工作,说也好告诉儿子吴卫东。杨登科正要开口,聂小菊将他扒开,抢先说道:“是吴主任最好最好的朋友,不用说名字他也是知道的。”吴母信以为真,点头道:“那倒也是的,像你们这么好的朋友,不容易结交得到,卫东也不可能有好多。”说着送客人出了病房。两人走远了,吴母还站在门口,缓缓挥动着手臂,直至两人消失在楼道口。
下楼的时候,杨登科还没想清楚聂小菊不让他说出姓名的意图,说:“送钱送物的目的还不就是要让人家领情,为你以后的事铺路?今天留了钱,却不留名也不留姓,你是想学雷锋做好事吧?”聂小菊点点杨登科的鼻子,说:“亏你还在机关呆了十多年。”杨登科说:“我在机关里呆了十多年,走关系送钱物的事也没少做,可做无名英雄这可还是第一次。”
聂小菊得意地笑笑,说出了自己的高见:“五千元不算多,也不算少吧?吴卫东见了钱,不可能不往心里去吧?一往心里去,不可能不去了解是谁送给他的吧?他现在只是办公室主任,不是局领导或实权科室科长主任,送钱的人估计也不会太多,他费不了多大劲就会了解到是你杨登科所为。你送了钱,只说是他最好的朋友,连名字也不肯留下,吴卫东自然会对你另眼相看,这比留名留姓,效果是不是要好得多?”
杨登科佩服聂小菊的见识,心想如果她在机关里工作,肯定比自己混得好多了。便开玩笑道:“你看问题还挺有眼光的,只可惜在学校里当老师,埋没了一个人才。”聂小菊踢杨登科一脚,说:“我不是为你着想吗?你倒好,挖苦起我来了。”
很快到了二楼,杨登科忽见猴子正手提水壶,低了头朝这边走过来。便拉住聂小菊,往后一缩,退到楼道旁的杂物房里。聂小菊还沉浸在刚才的得意里,不知何故,说:“你要干什么?”杨登科嘘一声,小声道:“我看见猴子了。”
聂小菊就噤声不语了。猴子那沉重的脚步声响了过来,然后橐橐橐一下一下敲往楼下。杨登科这才问聂小菊:“你说要不要去看看他老婆?”聂小菊想想说:“今天也没有什么准备,就免了吧,下次再来,总得带点水果什么的。”杨登科说:“他最缺的是钱。”聂小菊说:“我还不知道他最缺的是钱?可你帮得了吗?”
杨登科无话可说了,和聂小菊一起出了杂物房。为了避免碰上猴子,两人不敢走猴子刚才下去的楼道,从另一头的楼道下了楼,出了住院部。杨登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这个世界也真是无奈,急需钱用的人求告无门,不需要钱的人,别人挖空心思送钱上门,送钱的人如果送不出去,还算不上好汉。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登科几次想去看看猴子的老婆,不知怎么的,却一直没去成。他的心思全在自己送出去的那五千元上面了,天天坐在司机班里,专心等候着好消息。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见吴卫东有什么动静,他还是一如既往,跟在康局长屁股后面跑进跑出。几乎没到司机班来,要派胡国干刁大义他们的车,也是电话联系。杨登科估计吴卫东还蒙在鼓里,没将那五千元跟他杨登科联系上来,否则他不可能这么沉得住气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吴卫东那里仍然没有音讯。杨登科有些稳不住了,心里犯了嘀咕。吴卫东不可能这么久还没弄清楚五千元钱的来历吧?这又不是什么难解的悬案。要么就是吴妈私吞了,没告诉吴卫东,可想想这种可能性不大,世上哪有母亲骗儿子的?何况那天跟吴妈的接触也看得出来,那绝对是一个诚实的老人,别说儿子,就是别人也是说不来谎的。
要么就是吴卫东收了钱,也知道是他杨登科送的,但他就是量大,没怎么把五千元放在眼里,早忘了这回事。杨登科旋即否定了这种猜测。吴卫东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不会对五千元无动于衷的。杨登科给陈局长开过车,吴卫东便时刻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以免影响自己的前程,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精细过人。事实上不是精细人也做不了办公室主任,那可是个要处处琢磨领导心思,领导想不到要替领导想到,领导做不到要替领导做到的特殊角色。这样的角色,收了人家五千元钱却不当回事,不给人家一个交代,那好像不太可能。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杨登科不相信吴卫东那么容易硬得起来。
道理虽是这么个道理,但杨登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五千元钱扔到水里大小还起个泡泡呢,扔到吴卫东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谁甘心?何况五千元里还有三千元是借来的,真的这么白扔了谁不痛心?杨登科就有意无意到吴卫东前面去晃一晃。有时是在办公大楼前的坪里,见吴卫东出了电梯,正要下台阶,杨登科忙出了司机班,做出个要进办公大楼的样子,往台阶上迈。吴卫东好像满脑子装着的都是国计民生,身边的人事无法引起他的注意,杨登科跟他擦身而过,好像也感觉不出来似的,只顾低头走自己的路,连望一眼杨登科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就是无意间抬起了头,那目光也是混沌茫然空荡荡的,毫无内容。
杨登科以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吴卫东不好对他有所表示,便到办公室去跑了两趟。吴卫东不是在看材料,就是在打电话,显得十分忙碌,杨登科走到了跟前,他也视而不见,似乎他不是市农业局的办公室主任,而是情系黎民日理万机的市长一样。倒是办公室副主任曾德平见了杨登科,会打声招呼,说:“杨科亲自到办公室指导工作来啦?”杨登科脸上一红,说:“曾主任你笑话我老实人干什么?我现在是失业工人,你当主任的总不能置之不管吧?”曾德平朝吴卫东那边努努嘴,意思是要杨登科找吴卫东,笑着走开了。
吴卫东还在那里忙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德性。杨登科心里恨恨地想,姓吴的,你难道要我本人开口说出那五千元来么?
下班回到家里,杨登科依然心不平,气不顺,忍不住跟聂小菊说起吴卫东的作派。聂小菊却依然信心不减,说:“好事不在忙中取嘛,你也太性急了点。”杨登科说:“我还性急?已经两个多星期了。”聂小菊说:“就是要让吴卫东悬一阵子,悬得他不得安宁了,他才体会得出五千元的分量。”杨登科说:“五千元有什么分量?你怕是小瞧吴卫东了。”聂小菊说:“再没分量,五千元也是五千元,我们结婚那阵,你交到我手上的还没到五千元呢。”说得杨登科忍不住笑了,说:“你是说五千元相当于给吴卫东送去个老婆?”聂小菊也笑道:“你净往歪处联想。”杨登科说:“这可是你说的嘛。”
笑过,杨登科叹口气,酸溜溜对聂小菊道:“是你不让把我们的名字告诉吴母的,如果这五千元真的什么效果也没有,看你想不想得通。”聂小菊说:“怎么想不通?权当捐了灾区。”杨登科说:“你还有几分大气。”聂小菊说:“结婚那么多年了,今天才了解你的夫人?”
正说着话,外面忽有人敲门。聂小菊起身要去开门,杨登科把她扒开,小声说:“我去开,也许是吴卫东上门答谢来了。”聂小菊说:“你想得美。”杨登科说:“说不定他手上还拿着那部面包车的钥匙呢。”聂小菊说:“如果是他,就是来退钱的。”杨登科说:“不给车钥匙,退了钱也好,免得我天天牵肠挂肚,吃不香睡不稳。”
可趴到猫眼上一瞧,杨登科就泄了气,两手向聂小菊一摊,说:“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聂小菊说:“哪个不该来的来了?”杨登科开门的兴致都提不起来,回身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朝聂小菊挥挥手,说:“你去开门吧。”
聂小菊打开门,一个腰圆膀阔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肩上还扛着一个脏兮兮的大麻袋。
年轻人名叫杨前进,是杨登科老家相邻村上的,因为也姓杨,便与杨登科叔侄相称。其实彼此并无血缘关系,只能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却还有其他的关系,所以前后不出两个月,杨前进已是第三次进杨登科家了。
杨前进是来求杨登科给他找事做的。第一次杨登科帮他找了一家超市,是杨登科电大一位同学的朋友开的,让杨前进搞搬运。杨前进牛高马大的,力气有的是,这活对路。可工资太低,一月三百元,还不够他抽烟喝酒的,第二个月他就不干了。第二次找了一份扫街道的差事,也是杨登科一位当司机的同行介绍的,四百五一月,比在超市要强些,可扫了不到一个星期,杨前进就跟街上一位混混打了一架,那混混事后喊了一帮兄弟要做了他,他没法干下去了,只得回了乡下。想不到他现在又来了,肯定又是要找工作。杨登科电大同学求过了,同行也求过了,还去求谁给他找工作?
又高又大的杨前进扛着麻袋站在客厅中央,像一堵墙。嘴上还甜,先喊了聂小菊一声婶婶,又喊了杨登科一声叔叔,然后嘿嘿一笑,四下张望起来。聂小菊知道他是找搁麻袋的地方,因为地板太干净了,不好意思将脏兮兮的麻袋往地板上扔。聂小菊问是什么,杨前进说是西瓜,自家地里刚出产的头批西瓜,味道挺不错的。聂小菊就让杨前进扛着西瓜去了阳台上。杨聂听见西瓜二字,作业也不做了,嚷着要吃西瓜,跟进了阳台。
那么一大袋西瓜,估计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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