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君平

    形同袋鼠的女人在我眼前晃了二十多年，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了她们中的一个，她胸前的奶渍清晰无比，近在眼前。而我不仅仅是看见，更是被冲击，那块奶渍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变成一块石头，携带着能量，冷不防迎面打了我一下，我一时觉得它跟我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跟我和那个女人的共同命运有关。

    那是一位女诗人，当时三十九岁，她曾是g省最优秀的诗人，她那些未能发表的通过半公开的途径流传的诗作，即使拿来跟国内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她没有这种机会，她年龄偏大，长得也不够好看，这一点据说相当重要，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门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她不光人不漂亮，名字也没有供人遐想的余地，叫余君平，完全中性，她也不取笔名，我想她若取一个带点女性色彩的漂亮名字，很有可能就会引人注目。这使我想到了g省的另一个女诗人雅妮，本来我已经完全把她忘记了，雅妮的诗比余君平差一到两个等级，但诗运硬是比余君平好两倍。雅妮是桂林人，我曾经见过她一次，我想她那么楚楚动人地坐在那里，谁又忍心说她的诗写得不如余君平呢？我总是听人说，某某很欣赏雅妮，某某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远在京城，我们连够都够不着。

    这样的事实使我黯然神伤。

    多年来，余君平连同她胸前的渍痕就像我身体里一道隐藏至深的伤口，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估计她可能已经完全不写诗了。生活最初的形状就是那块奶渍的形状，它隐藏在那里，并从那里出发，一点点吞噬诗人余君平，或者并不是一点点的缓慢进程，而是一大口，像一只吃掉太阳的天狗。我当时极为恐怖地想到，这只天狗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在她三十九岁的路途上等着她，等着诗人余君平，等着把她变成一个母亲。孩子又瘦又小，早产，生出来只有二斤八两，放在暖箱里养了一个月，吃什么都吐，有众多的禁忌，不能吃苹果泥，不能吃鸡蛋黄，能吃的东西也只能吃一小口，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只能靠母乳。后来又过了几年，余君平告诉我，在孩子三岁前，她几乎没有一天正经梳过头，每天都蓬头垢面。我想象一个憔悴苍老头发蓬乱的余君平，觉得那个使劲吃大拇指的孩子是一个巫孩，使了一种巫法，把余君平变成这样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

    我看到余君平胸前的奶渍的时候是80年代中期，她的孩子刚刚五个月，g省在一条著名的江边开一个笔会，诗人余君平挣扎着从母亲余君平身上分离出来，她说我好久没有写过诗了，连诗都读得少了。她看见谁都新鲜，听到任何一个话题都新鲜，好像生一个孩子就退化了，退回到刚刚进入文坛的光景，她听见有人说“深度意象”她马上就盯着问，有人说“深度抒情”她又盯着问。她总是想弄清楚这些她错过了的新名词，就好像一名停止训练的运动员，想要恢复心肺水平和肌肉能力而拼命加大运动量。她在这次会上读到了翟永明的一组新诗，她马上兴奋起来，眼睛里涌出了一滴泪水，我看到她身上的母亲瞬间就退到了远处，而诗人从她的身体深处一下站了出来，她本来不太说话，即使说也迟迟疑疑，缺乏自信，并且她常常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同一句话：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跟任何人谈文学了。但她读了翟永明的诗马上就找到了感觉，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快。

    她说她要到四川去，她哥哥在重庆，她喜欢四川是因为四川有许多一流的诗人。她说她本来几年前就要去四川，曾经联系过一个文化馆，差一点没有成。她向我虚构四川，在虚构中我看到了另一个余君平，她站在重庆山城的某一盏灯下，长发飘飘（像那位现在还十分著名的女诗人），才情荡漾，而她的身后，在某一间窄小的小屋里，粗糙的稿纸上满是新鲜的诗句，而那个两斤多重的孩子是没有的，正如眼前剪着短发的余君平没有出现在那里。这种虚构一点也没使我感到虚假，我坚信，余君平绝对是有可能站在四川肥沃的土壤上成为一名第一流的诗人。

    但她衣服的前襟渗出了奶汁。

    虚构顷刻之间就消失了。那个早产的孩子的哭声从君平远在n城的家中发出，笔直地奔向这个开会的城市，孩子的哭声饥饿而嘶哑，不顾一切地从余君平的胸部进入她的身体，又从她的身体深处向外突围，这样我听见的婴儿的哭声就是已经被余君平的身体过滤之后变得古怪的哭声，有关天狗的联想在这片微弱而怪诞的哭声中油然而生。

    诗人余君平的前襟出现了一块奶渍，她那在我的想象中飘扬的长发嗖嗖地缩了回去，变成了母亲余君平那剪得极短又很不讲究的短发。天狗就这样把诗人吃掉了。她从卫生间出来，一个晚上都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余君平就提前离开了，她没有跟任何人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