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南红在艺术学院读的是艺术师范系,毕业后她的同班同学大部分分到了市、地、县各级中学当了美术教师。南红不想当中学教师,由于她交际广泛,这一点很容易就做到了。于是她分到n城一家金属工艺品厂技术科,两个月后跟领导彻底闹翻,于是不要档案空手去了深圳。
先是在g省驻深圳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睡那种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上铺,正好有一个空床位,不用付房钱。住了一周之后,找到了一个月收入三百多元的工作,在国贸中心当文员。结果试用期未满就被炒掉了。只好又回到g省办事处招待所,住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跟临时打工的服务员挤在一起。
后来她得到一个机会到新丽得珠宝公司干,她在金属工艺品厂学到的见识还派上了用场。新丽得在一家大酒店的其中一层,有职员住房,条件不错,又能学到业务,总算落下脚了,却不料部门经理是个色鬼,一天到晚性骚扰,南红忍无可忍,辞了工作住到一个女友家。
后来又找到了一个工作,后来又辞了。最后才到了珠宝城搞销售。
我知道,这个简历就像一出肥皂剧那样毫无新意,平庸乏味,我连写一遍的耐心都没有。但这就是南红自己告诉我的她闯深圳几年的经历。由于她事先所渲染的坎坷,使我觉得这份经历不够曲折、不够大起大落、奇峰突起、悬念丛生。在她没说完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好奇心在支撑着,当她说完后我回头一想就觉得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所记得的只是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被人偷光了所有东西,又被抢了钱包,此外还交了几个男朋友(这事她开始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后来她才忍不住说他们,控制不住地说),得了一场妇科病。这些全都是一些概念,它们像砖头一样有着一目了然的外形。我作为一名局外人所看到的不外就是这些概念的连缀,就像砖头连着砖头一样乏味。
我想南红经历过的那些没有被讲出来的时光才是真正的时光,它们深藏在一个又一个概念的内部,那些切肤的疼痛只有南红才能辨认出来,在她把它们变成了话并且说出来的同时,真实的碎片在她的身体中掠过,它们碰痛了她,使她情绪动荡,但我一点都看不见它们,我跟南红处在两个不同的心理时空中,互不相干,我无法碰到她。
后来我发现,在她几年的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尽管她或者略去他们,或者蜻蜓点水一晃而过,但他们化为了碎片拥塞在她的内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逸出。她从来不对我刻意隐瞒他们,只是她在讲述她的异xìng交往史时支离破碎,时序倒错,混乱不堪,我很难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头绪对她不重要,对我也不那么重要,反正每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单独的头绪,谁先谁后无足轻重,他们这些头绪交织到一起形成一张网,女人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写作
现在我想解聘也许对我是一件不坏的事,我突然有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时间,再也不用去上班了,再也不用看领导的眼色,再也不会挨批评了。现在深港建设报下马,我一时找不到别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来了,写作本来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我始终没有实现这点隐秘的心愿,一次都没有。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这一切对于我的写作愿望就像一些蛀虫,它们在我的生活中乱爬,把我的愿望蛀得所剩无几。
日常生活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地挡住了我的梦想。梦中的光亮—碰到现实就被挡住了,它的影子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我对自己也越来越不自信,我想即使我把一切都扔掉,我是否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干什么都晚了,一切未知的事情全都有了答案,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一切就定型了。本来是一汪水,流来流去,任何一个点都可能发光,定型就意味着被装进了容器里,各种形状各异的瓶子,不管什么样的瓶子,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不能流动了,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除非瓶子破了或倒了。但是水怎么能撑破瓶子呢?
命运这个词又一次站立在我的面前,它是多么强大和不可抗拒。我不愿意被解聘,但还是被解聘了;我不想到深圳来,但还是来了;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写作,但我突然间发现,内心的念头一下来到了,时间也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我是一个经常会听到命运的声音的人,那些声音变幻莫测,有时来势汹汹,像铺天盖地的噪音,啸叫着环绕我的头脑飞转,它们运转的速度又变成另一种噪音,这双重的噪音一下就把你打倒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它们在说出什么,但它们从空气中源源不绝地涌过来,墙上窗上天花板和地板,桌子、凳子和床,到处都是它们细细的声音,它们平凡得听不见。有一些特殊的时候,命运的声音是一种乐曲,它踮手踮脚,轻盈地逶迤而来,像一阵风,从门口进来,砰的一声,令人精神振作。就像现在这样,那句从久远的n城岁月里来到的乐句一下驱散了形形色色的噪音,它使空气纯净,并且产生宜人的颤动,它像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从已经逝去的n城岁月中浮出,亲切地站在你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