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中午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它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而我的胸口在这几年时间里已经从肉变成了玻璃,咣当一声就被砸坏了。
当时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柏树、丁香、墙、玻璃、垃圾桶,在这个中午的阳光下全都变得有些奇怪,一种白得有些刺眼的亮光从它们身上各处反射出来,不管我的眼睛看哪个方向,这个院子里所有的光线都聚集到我的眼睛里,刺得我直想流泪。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大家都打饭去了,或者结伙到外面吃。走廊两边也没有人。自行车满满地靠放在走廊的一边,一辆车就是一个人。全单位开大会,所有的车都堆在一起,我到得早,所以我的车在最里面,被两三层车挡住了,我绝望地搬开一辆又一辆车,我摸着自己的车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我已经知道,别人的车之所以全在这里堆着,是因为别人不需要回家,因为他们接着就要开会,一点半就要开会,开会的就是继续聘用的,没有得到开会通知的人就意味着不被聘用,而没有得到通知的人全单位只有我一个。
他们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看到所有的人兴高采烈地去吃饭的背影时自己明白了过来,院子里的树叶发着亮,他们后脑勺的头发也发着亮。然后办公室空了,走廊空了,院子也空了。
从这个中午开始,我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有时独自发呆,有时碰到不管谁都要唠叨一遍解聘的事,我意识到从此我的生活就要改变了,我再也没有班可上,再也没有人需要我上班了。
我有时在家闷头大睡,有时在街上的阅报栏看看报,主要是看招聘消息,那几乎全是文秘、电脑录入员、服务员,没有合适我的职业。我头脑麻木,一筹莫展。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深港建设报这一码事,我的精神才开始振作起来。
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报纸曾经像一只瑰丽的大气球,它悬挂在天空中,天蓝的背景是神秘繁华的香港,气球下方是浮动在明亮的阳光中的玻璃山般的高楼,那就是深圳。气球、蓝天以及闪烁着金属光芒的高楼浑然一体,它是一个鲜明夺目的目标,对我来说意味着冒险、再生直至辉煌,虽然它远在南方的天边,但它的光芒直抵京城。
冬天的时候东北一家报纸的编辑来京组稿,到我们环境时报副刊办公室坐了一会儿,那个脸上长着麻点、说话也像麻雀一样的女孩喳喳地说:要不是我脸上有点问题我早就去深圳了,他们来招人,我们东北新闻界挺受冲击的,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走了。麻雀兴致甚高,简直就像这家尚在筹办之中的什么“深港建设报”的义务推销员。她说这个报纸下半年筹办,明年创刊,是国家正式办的,可能是为’97香港回归做准备,月薪最低1500元,每年有半年轮换到香港工作。麻雀走后不久,我的一个上海的朋友a和n城的朋友b分别来了电话和信,原来a已捷足先登去了这家报纸,让我帮忙在北京组点名人的稿,说报纸正在试刊,需要名家撑台面,只要有名就行,不在乎写什么,他们的杀手锏是稿酬优厚,每千字200~300元,即大名家千字300元,中名家千字250元,小名家千字200元,若是特大的名家如冰心什么的,价格还可以提高。这个稿酬标准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们时报是千字30~50元,名人们说,给你们稿子是扶贫性质的。b的来信说他已把简历寄去深港建设报,说像我这样的估计可拿到月薪2000元。b当年曾经有过与我结婚的念头,他认为我既然已经离婚,孩子又没放在身边,何不去深圳闯一闯。在我看来,b有点重续旧情的意思。
在冬天的时候,解聘的遭遇尚未到来,它被时间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一点气息都没有逸出。环境时报的院子里,丁香树在安静地过冬,柏树从容地苍翠着,副刊部红色的门框、绿色的窗框、灰色的屋顶全都毫无声息地端伏在冬季里。时间一块一块地流动,在它的上空,哔哔剥剥地爆响的是深港建设报。现在回想起冬季,这个报纸的名字的确就像爆竹一样在那段日子炸响。深是深圳,港是香港,深港就是这两个地方的综合,是一加—大于二的相加,深圳已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名字,再加上一个繁华美妙的香港,简直就无以复加。正如深圳是焰火火红的颜色,香港就是这颜色里闪亮的金光,它们互相辉映,蔚为大观,一次、二次、三次地闪烁在灰色阴沉的冬季,在环境时报的院子里发出充满蛊惑的声音,那辉煌的亮光在熄灭之后还不停地重新闪烁,像某种制作精良技巧高超的特种焰火,它们的声音一直回荡在冬季。在单位只要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深港建设报几个字就会鱼贯来到我的眼前,它们像风一样连成一片,将我心中的乌云驱除干净,露出蔚蓝明净的天空。
被解聘之前我从未真正想到要去试试。在我的想象中,深圳是一个终日忙碌、没有午睡和闲暇的地方,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贵得吓人。我既害怕高速度又害怕高消费,更重要的是我清楚自己青春已逝,妙龄不再,在那个看重色相的地方我没有什么优势。因此深港建设报在我的意念中一直是一只悬浮在空中的气球,而不是一块可以充饥的蛋糕。但我现在还是来到了这里,而且深港建设报都完蛋了我还待在这里,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我和南红住在这个叫赤尾村的地方,听地名就有一种穷途末路之感。我丢掉了工作,南红不但失去了她的男朋友和珠宝城的位置,还得了盆腔炎躺在床上,头发里长出的虱子像芝麻一样。我们各自中断了自己的生活,时间空荡荡的,窗外菜地的气味无聊地停留在房间里,就像一个讨厌的人蹲在屋子的中间,半天一动不动。
大粪的臭味从关紧的窗口逸进来,那是一畦包心菜,一畦青蒜,一畦小葱联合发出的气味,但在它们中间或在它们之上,我还是常常看到单位院子的那些丁香,那些白色的花朵从青芒峰立的葱蒜间升起。环绕着丁香的垃圾桶,土黄色的陶釉上有一只黑白间杂的大熊猫,年深日久,下部积满了尘土与污迹。我的心情时好时坏。
南红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我们互相懒得说话,我知道她的疲惫比我更甚。她既疲惫又烦躁,躺在床上使劲抓她的头。这种指甲接触头皮发出的声音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之一。房间里的一切全都混乱不堪,桌子上摆着油和酱油、火柴、盐,床上塞着梳子、美容霜,床顶的铁架上挂着两个人的胸罩和三角短裤,它们曾在大雨来临之前的闷热中散发出难闻的微腥气息。南红说如果天再这样反常地热下去,大家就会都死光。她又说如果死光了人,天也许还是这么热。
她对什么都不抱信心。有时她不愿意吃饭,说懒得吃,吃不吃无所谓,死了就拉倒了。有时她又想通了,说怎么活都是活着,这时她就表示想吃炒米粉。我也喜欢吃,于是积极去买菜,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来米粉、青蒜、肥瘦肉、豆芽,它们色味俱全地出现在我们的小屋里,它们的气味就是生活的气味,是生活中诱人的一面。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在犯人被砍头之前要给他们喝酒吃肉,吃了好吃的东西,基本的生活愿望就满足了。在炒米粉的日子里,我们的心情就比较好,屋子里弥漫着猪油和青蒜的香味,我们什么都不想,解聘、人工流产、离婚、上环,等等事情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除了想着享受猪油和青蒜的香味之外什么都不管,所以每次我买了菜回来就放在房间的桌子上,让南红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它们,然后我才一样一样地拿到厨房的水池去清洗。清水冲刷着我的双手,光滑而清凉,我在这时容易感到一种久违了的闲情逸致,那是一种只有童年的时光才会有的心情,在那种心情中,任何方向都是无比空阔的草地,往天上也可以打滚,往地底下也可以打滚。
但好心情总是一闪而逝,南红挠头的声音把虱子的概念传给了我,我对虱子本来没有什么印象,从未仔细看到过这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小动物。在我的想象中,那首先是一种肥硕的虫子,肚子大而圆,里面装满了一肚血,它的四只细腿在人的毛发或肌肤上爬来爬去,有时在衣服的皱褶里。它在谁的头皮上咬一口谁就会感到一阵刺痒。如果谁老不洗头洗澡它就会出现在谁的身上。
有的虱子有翅膀,这样的虱子是狗的虱子。狗虱与人虱是不同的。
南红挠头的声音充满了快感。我说南红你把头发剃掉算了,我来帮你。
她不作声,也不翻身。后来我找房东借了一把剪刀,如果这是一把剃刀就更好了,它银光闪闪,薄而锋利,我轻轻地刮着南红的头皮,她的头发脱落的地方头皮泛着青色,就像电影诱僧剧照里陈冲的光头一样,那是满街的报摊上一再出现的著名光头。这样的光头有着一种轻盈的优美,一无牵挂万事俱休的优美,视觉上新鲜而哀绝,使这种离女人最远的发式(如果这也算一种发式的话)反而最具有女性的味道,它怪异而神秘,令人想到一些非同凡响的事件。但我没有找到剃刀,即使找到了也不敢用,弄不好会把南红的头皮刮出血来。
她低头坐在床上,我在她周围铺了一些晚报,用她的枕巾掖住她的脖子。我用剪刀剪,深一刀浅一刀,效果就像狗啃。她的头发结成一缕一缕的,没有美感,握在手上滑腻腻的。一个女孩是否时髦,一个女人是否优雅,头发是最直接的标志,它首先必须干净,然后才谈得上其他。
头发剪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了虱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真正的虱子,我小时候生活在镇子上,很早就知道有这种动物,并且知道有一种梳头的工具叫作篦子的,就是专门对付虱子的,几乎每家都有。我也听说过某某女生曾经长过虱子,但我们都躲得远远的,虱子像病毒一样会传染,不一定因为讲卫生就不长虱子。女生的长发油汪汪的,善良的老教师用篦子替她从发根梳到发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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